寒假将至，钢琴家郎朗的老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朱雅芬教授家中的电话响个不停。原来，许多家长希望孩子拜朱教授为师，成为下一个“郎朗”。

　　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的学琴热，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到“琴童”行列。面对儿童综合素质的普遍提高，朱雅芬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同时也对家长日益增长的“功利心”为孩子担忧。

　　乐器教育＝万能教育？

　　30多年的小提琴热、钢琴热席卷中国大地，特别是随着郎朗、李云迪等一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杰出钢琴家的不断涌现，为“高烧不退”的“学琴热”又加了“一把火”。

　　“在不少家长看来，没有一项学习活动可以如此一举多得，乐器简直就成了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万能教育机。”朱雅芬说，有的家长为满足自己盲从、攀比的心理，不惜重金甚至用高压手段强迫孩子学琴，极大地忽略了孩子的兴趣和自由选择。

　　在欧美国家，钢琴的教学理念是“顺其自然”，孩子一旦入门，想象力、理解力突飞猛进，再苦再累也愿意付出，因为是“真正的喜欢”。反观我国，钢琴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家长激情高、投入大、奉献多，而孩子兴趣不大。

　　“有的家长让孩子学琴的理由竟是‘文化课不好，学学钢琴算了’。”朱雅芬说，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文化基础，才能理解古典音乐的背景、风格与内涵。“文化课不好，钢琴能学好才怪！”

　　“我当年之所以收下郎朗，首要因素是他对音乐有天赋。”朱雅芬回忆说，“第一次见他时，我就发现了郎朗对音乐的热情和兴趣，他有极强的表现欲，对音乐有与生俱来的敏感，对旋律和节奏有极强的领悟力。”

　　朱雅芬坦陈，有些孩子并不适合学琴，因为对音乐没兴趣，特别面对日益繁重的课业压力，再从事自己不喜欢的事，不仅不能释放孩子的紧张情绪，反而会增加压力，得到学习和“爱好”的双重打击。

　　“考级风”像“炒房运动”

　　原本旨在增强孩子荣誉感、激发音乐兴趣的考级制度，变得愈发功利。朱雅芬认为，为在升学中得到一些好处，很多家长把考级当作升学的捷径。考级队伍愈发庞大，“考级风”像“炒房运动”一样愈演愈烈。

　　“为了考级成功，有的家长让孩子一年专攻几支曲子(每一级考试只考约4首曲子)，证书一到手，琴就不弹了；有的让孩子放弃文化课；还有的盲目效仿郎朗爸爸，把孩子弄到北京租房陪练。”朱雅芬说，“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应试学琴，只会让孩子兴趣全无。”

　　“有时候，西方人看我们拉小提琴、弹钢琴就像我们看他们拉二胡。”朱雅芬说，从技巧上讲，亚洲人的基本功非常扎实，但面对当前的考级热，很多孩子只关注炫技，而忽视了作品内涵，有些考生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演奏曲目的作者和创作背景。

　　据记者了解，不少业余小选手在考级中选择远远超越他们年龄理解能力的高难度曲目，让评委们非常意外。朱雅芬说：“这就好比小孩穿了大人鞋，感觉非常怪。”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音乐考级机构约170家，其中既有少年宫、文化馆、艺术表演团体等文化部门，也有艺术院校等教育部门。

　　“为迎合家长的功利心态，考级机构愈发泛滥，水平参差不齐，出现了夺考生的恶性竞争现象。”朱雅芬举例说，“比如你考6级没通过，一些考点为收取费用就降低标准，给你5级证书。”更嚣张的是，有的考官揣着公章兜售考级证书，家长不惜重金购买。这不仅使那些真正的考生对学习音乐失去了兴趣，而且让严肃的考级丧失了权威。

　　让学琴不再功利

　　郎朗说：“音乐是高级的语言交流，弹奏乐曲其实就是一个探索、寻找人生的过程。练琴都会有烦躁的时候。而朱雅芬老师不仅教我钢琴技巧，更鼓励、激发我的兴趣，及时排解我的厌弹情绪。”

　　有一次，郎朗准备参加某大型钢琴比赛，赛前因为紧张或厌弹，演奏的句法、声音很离谱，受到朱雅芬的批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朱雅芬回忆道：“他那么努力，觉得很委屈。我便用鼓励的语气指出不足，一点点让他看到希望、树立信心。最终他在500多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夺冠。”

　　这个故事告诉家长和老师，孩子学琴时不能打骂，学琴的目的不只是多一种能力，更是培养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使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一学琴就得成为郎朗、李云迪’的想法可以理解，但不太现实。抱着功利的学琴心态，不可能培养出下一个郎朗。”朱雅芬说，家长们不要忘记，能弹一首好钢琴的律师、医生、经济学家甚至国家领导人大有人在。“家长的心态一定要长远、开阔，学哪种乐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孩子懂得生活、热爱生活，不管未来从事哪个专业，音乐会让他们终生受益。” 周宁 杨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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