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日凌晨五时许，北京朝阳区嘉铭园二区外的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门前，140人在雪中排成长队，争取50个入园名额。据介绍，该幼儿园是该小区附近唯一的幼儿园。（资料照片）

孩子们挤在一家无证幼儿园的校车里。（资料图片）

　　在学前教育其他政策性措施尚处讨论之时，一个利好的消息是，今年中央财政将安排30亿元资金，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地方财政也将加大这方面投入——

　　入园贵，入园难 三年能否破“怪圈”？

　　“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一句看似调侃的话，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在学前教育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

　　这一现象自然引起了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极大关注。如何让大多数孩子都能入园接受学前教育，也成为他们激辩的话题。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7日列席政协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会时表示，相信会在三年内缓解入园难的问题。

　　学前教育渐成“短板”

　　两会召开前，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1)》在京发布。蓝皮书称，幼儿园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十分突出。其中，北京超过五成的公众认为入园难、入园贵“非常突出”，居35个城市之首。

　　另据统计，2008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47.3%，2009年稍有上升，也仅为50.86%。学前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短板”。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政府投入不到位，必然会出现这个问题。

　　他有一个统计数据，目前各地民办幼儿园占到60%以上，单位办幼儿园还有20%，公办幼儿园比重低，接受能力自然有限。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科协主席黄细花表示，从“入园难”和“入园贵”中，可以解读出至少两个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有学前教育相对于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在政府资金投入、办园条件、师资队伍建设、幼教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均较为缓慢和滞后。“另一方面则体现出，目前公办幼儿园的数量远远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居民需要，而各级政府对民办幼儿园扶持力度远远不够。”

　　一方面是适龄儿童学前教育出现“短板”，另一方面由于学前教育没有专项教育经费投入，许多公办幼儿园生存面临危机。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龚玲就对此颇为担忧：公办幼儿园大多属于差额拨款单位，政府财政只能保证70%的正常开支，其余部分靠自筹；资金的缺乏，就使得学前教育整体发展薄弱，一些师范类幼教专业毕业生一部分改行，一部分到小学教书，还有一部分自谋职业，致使大部分幼儿园师资力量匮乏，难以达到国家规定的教师配备标准。

　　五原因致入园“难和贵”

　　近年来，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投入也不断增加，为什么会出现“入园难”和“入园贵”呢。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法学家杨海坤为此总结了五个方面的原因。

　　在他看来，第一个原因在于，政府对幼儿园规划滞后、对学前教育投入不足，供需矛盾紧张是导致适龄儿童入园难、入园贵的重要原因。

　　投入不足的同时，还存在着投入不均衡的问题。杨海坤说，“入园难其实更多地体现在好的公立幼儿园少，老百姓都想读‘价格公道，质量有保证’的公办幼儿园，从而造成‘一园难求’的现象。”

　　公办幼儿园不足，那么作为补充和辅助的民办园呢？“民办幼儿园尽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在对民办幼儿园管理过程中，政府的扶持和监管往往都不到位。结果就会出现，对这类民办园，或者不让父母放心，或者价格畸高。”

　　而第四个原因，杨海坤表示，“入园难”和“入园贵”从深层次来看，与我国目前幼儿教育过度市场化有关。“幼儿教育过于市场化，导致幼儿教育完全成为营利产业，无法真正实现幼儿园的社会福利功能。”

　　除了这些设施、安全、师资等软硬件条件外，杨海坤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其中存在的社会心理问题，隐藏着公众对“起点公平”的忧虑，这也是教育恶性竞争泛滥和前移的必然结果，“‘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起跑线已从小学提前到幼儿园，甚至胎教阶段。”

　　对于造成目前学前教育现状的原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最近一些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在发展义务教育，加强高中教育，对于幼儿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关注严重不够，加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改革过程中，人为撤销了许多幼儿园，导致资源严重不足。”

　　他也强调，应试教育的下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加剧了入园的恐慌感。

　　“破题”先从投入着手

　　既然入园的“难和贵”主要是由于供求关系不平衡和政府投入相对不够造成，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代表和委员们自然将“破题”的着力点首先指向了“加大投入”和“增加供给”上。

　　龚玲代表因此建议，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由政府投资，新建公办幼儿园，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幼儿园，采取多条腿走路的方式解决“入园难”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鲁善坤则对投入的数字做了更为细化的建议：建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制度，每年从财政列支一定数量的经费，按各级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度预算的1%，建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逐年增长，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除了政府加大投入外，朱永新更建议，尽早形成公办幼儿园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学前教育服务网。“幼儿园应该建立起一个以政府办园为主导的体制，让所有公民能有机会进入公办幼儿园。”

　　“同时，还要鼓励各种机构来办幼儿园，包括企业、包括工业组织、慈善机构。”朱永新说，“企业办的、民办的，都应该允许，而对于目前一些条件暂不合格的民办机构，也不要忙着先关闭，在进行各种评估后再决定其去留。”

　　立法不失为解决之本

　　投入和多渠道办园之外，代表、委员们不约而同将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放在了“立法”的层面上——通过立法，将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的体系之中。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教授张凤宝就认为，应将“学前教育应纳入小学教育系统中”。

　　在他看来，不妨先在部分幼儿园进行试点工作，在学前一年级尝试免费教育，运行机制按照小学教育系统，而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在小学直接建立学前班，纳入到小学教育系统中。

　　全国人大代表、德州市委书记吴翠云则更直接，建议加快学前教育立法步伐，尽快设立《学前教育法》，将学前教育列入准义务教育范畴，建立健全公办学前教育体系，利用积极的政策措施促进民办学前教育发展。

　　立法尚处争论之时，而一个利好的消息是，3月8日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戴柏华表示，为推动解决“入园难”问题，今年中央财政专门设立了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安排30亿元资金，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与此同时，地方财政也将加大这方面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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