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直门中学心理健康中心教师陈萱做了多年健康教育工作，在她看来，如何保证性教育的课程内容与学生的需求相契合也是个问题。“此外，在讲授某些知识或者探讨某些问题时，有的学生接受不了，受到的冲击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怎样让大多数学生身心愉悦，怎样面对学生的认知差异，怎样将课堂教学与课后个体心理辅导结合好，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难度不小。”陈萱说。

　　“我常常感到孤独。”某校承担性健康教育工作的校医说，“很多时候，我的工作没有课时费，不纳入绩效考核，难以进行教学评价。我觉得是自己的热心、良知和对孩子的爱在支撑着工作。”

　　对于教师们遭遇的难题，一些校长虽然能够理解，但对于进一步推动性教育的开展大多感到力不从心：“毕竟我们面临着应试与升学的压力。况且，实现性教育的科学性并非易事。如果性教育开展得不科学，会不会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家长会不会对学校有意见，这都是我们的顾虑。”所以一些校长不敢冒险。

　　问题是，家长不知怎样开口跟孩子谈论这个话题

　　这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困惑。

　　“家长是孩子认识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是为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最佳人选。”邓军说。但是，我国家庭性教育状况不容乐观。

　　北京市原宣武区青春健康中心在一项针对学生的调查中发现，被调查者中只有2.8%的孩子认为父母能够在性知识方面提供有用的信息，更多的孩子认为家长在性教育方面无知、保守、粗暴……

　　在一次大学生与政府官员直面性健康的座谈会上，大学生的第一个问题提给了国家计生委的一位司长：“当您的孩子进入青春期时，您给孩子讲过性知识吗？”座谈会现场立刻活跃起来。司长犹豫了一下说：“我的孩子是男孩，没讲过，主要是难以启齿，但我家有很多书，孩子会通过看书获得知识。”

　　“连专业人士面对自己的孩子都不知如何开口，别说我们这些普通家长了。”一位家长感叹。

　　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认识到自己在性教育上能力有限的家长还是可贵的，有着错误甚至扭曲性教育观念的“可怕”家长并不占少数。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温方告诉记者，一个男孩子打电话向他哭诉：第一次遗精被父亲发现后，父亲疾言厉色地质问他“你想了什么肮脏的事”，从此以后，他就觉得自己特别肮脏。身为男士，且做了多年青春期健康教育的温方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这位父亲应该拍拍孩子的肩膀说，儿子，恭喜你，你要成为一个男人了，你长大了。这会对孩子一生对性别的认知、对男性角色的把握，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他错过了多好的性教育机会啊！”

　　还有一个现象更能说明问题。

　　2010年11月，“北京市第三届中小学性教育交流暨课题成果展示会”的讨论现场，一个话题引发了与会教师的强烈共鸣——“你从哪里来”。

　　“从垃圾箱里捡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妈妈嘴里蹦出来的”，“就是那个大桥，桥底下抱来的”……上百名北京市中小学健康课教师叽叽喳喳地“晒”出从学生们那里听来的奇怪答案。一位老师不无沉重地讲述了这样的经历：一个成绩很好的女生课后找到她说：“我再也不相信妈妈了，她一直告诉我，我是从她的胳肢窝里出来的。”多年来，这位女生对此一直深信不疑，直到在性健康教育课上听到老师的讲解，才知道原来不是那样的。她对母亲的信任刹时瓦解，而她的母亲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

　　会议的主办者张玫玫感叹：“性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缓解孩子的性好奇。性好奇是孩子的天性，若没有正确性知识的引导，孩子很可能会在性好奇的驱使下接触一些不良信息。”

　　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参与课题的教师在调研中证实了以上判断。因为学校和家庭多半对性教育讳莫如深，小学生只能从消极的非正式渠道获取性信息，如街头小报、书刊、影碟、网络或者朋友那里，这使他们产生了一些不适当的性意识和性行为。

　　正如性学者李银河所说：“对青少年进行科学有效的性教育，需要经过一番较量：一方面要和淫秽出版物、黄色网站抢孩子，一方面要和成年人传统保守的性观念抗争。”

　　除了性知识难以启齿，更让家长感到头疼的是，“那么小的孩子，竟一对一对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杭州市教科所曾对杭州市5所中学1060名学生的性健康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9.24%的高中生承认“曾经恋爱”或者“正在恋爱”，8.3%的高中生“很想恋爱”，在有恋爱经历的学生中，“初恋”的具体百分比是小学11.73%、初中76.02%、高中12.25%。

　　面对这类问题时，家长往往不知所措。一位家长发现孩子“早恋”了，联合起班主任“誓死”将两人分开。结果，在叛逆心理的驱使下，两人索性越走越近，不仅离家出走、同居，还生下了一个孩子。邓军说，由于家长不恰当的干预导致“早恋”产生恶果的情况很多。

　　“难道一个孩子有了思慕的对象，心跳不止了，坐立不安了，就很丑陋吗？这是非常美好的情感，家长和老师应该推心置腹，帮助孩子作出选择。”闵乐夫说。

　　“况且，很多情况下，家长们眼中所谓的‘早恋’并非是真的恋爱。”张玫玫说，“一些初中生‘早恋’或者更小的孩子出现亲昵行为，往往只是一种眷恋，是对美好感觉和美好品质的向往，这是健康的，只要家长疏导得当，会变成一种正面的力量。但是现实中，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往往很慌张。”

　　张玫玫说，怎样与孩子相处，家长需要不断学习。

　　到底应该怎样开展科学的性教育

　　“首先要从观念上破冰。”闵乐夫说。

　　20年前，闵乐夫到一所重点中学作讲座，当学校领导在演讲单中看到“青春期性教育”这个题目时，立即对他说：“闵老师，你看，‘班主任基本功’、‘应考心理’、‘职业选择’这类题目多好，干吗讲性教育啊，我们学校的学生非常优秀，不要低估了我们的学生。”

　　闵乐夫说，值得庆幸，如今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性教育在学校的开展仍然遭遇了重重阻力。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性教育的理解仍然不够透彻和全面。

　　“性教育，不只包括性知识的普及，性心理的调适，性道德的建立，以及人际交往的社会化适应，自我保护能力的养成，还包括审美的形成，引导学生做俊朗、阳光的男性，做优雅、有魅力的女性。这将对他们建立幸福家庭起到重要作用，是社会文明的体现。”闵乐夫这样解释性教育的内涵和意义。

　　“性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让你学会如何做健康、自信、快乐的男人和女人。”张玫玫说，“谁不需要这样的教育呢？”

　　张玫玫发现，无论是获得上级领导的支持，还是性教育教师对自身工作的认同，甚至是性教育的质量，往往都与说服者或操作者对性教育内涵及目的的理解呈现出“正相关”。

　　“还有一个需要阐释的问题是到底应该从何时开始进行性教育。”张玫玫给出的答案是零岁。“目前很多人认为性教育是学生应该接受的课程，因为他们的性器官发育了，性冲动产生了，为了控制和保健，应该接受性教育。但事实上，性教育要从人一出生就开始，在孩子开始发育之前，把基本知识的普及完成。所谓‘健康、自信和快乐的男人或女人’，要达到以下标准：健康——身体健康，功能正常，人格健全；自信——悦纳自己的生理性征，表现出适当的性别角色与魅力度；快乐——从做男人或女人和社会交往中得到快乐，并受到欢迎。显然，这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科学的性教育进行得越早，孩子受益越大。这样的性教育需要持续一生。”张玫玫说。

　　到了实际操作中，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怎样的性教育才是科学的。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性教育最大的难点。

　　在闵乐夫看来，科学的性教育应该是“适时、适当、适度”的。

　　“比如，幼儿阶段，要让孩子知晓并初步认同自己的性别；小学低年级阶段，也就是身体发育之前，要使用科学的名词，让孩子了解生殖器官及自我保护的方法；小学高年级时要告诉孩子，他们的身体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初中时要引导学生正确面对生理冲动、异性交往；高中阶段则可以进行价值观、爱情观的教育等。”张玫玫说。

　　“更具体地说，适时、适当和适度，还体现在细节的把握上。例如，避孕原理什么时候讲，避孕方法讲不讲，避孕套是否出现在课堂上；精子和卵子是怎样相遇的，说不说，什么时候说。这都需要科研的引导。”闵乐夫说。

　　“建立起科学、系统的性教育体系至关重要。”张玫玫说，“我国对适合中国特色的性教育没有很好的研究，性教育才会遭遇质疑，说服力差。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性教育体系，以及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价机制，让决策者相信开展性教育是安全的、有益的、适应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的。这需要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共同努力，且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还要为教师搭建业务成长的平台。”张玫玫认为，性教育的复杂性要求教师不仅在背景知识和技能上占有优势，还要有自身人格的健全以及爱心、责任心。那些在学校里单兵作战的教师们渴望有交流的平台、业务学习的机会、职称晋级的希望。而一些教师反映的情况是，他们可以获得的此类机会并不多，一些学术研究成果之间也观点各异，让人无所适从，且一些研究成果对学校教育的实际操作指导性不强、意义不大。这使得促进教师教学实践平台的搭建显得格外迫切。

　　“要以学校平台为主，辐射到家庭。”闵乐夫强调，学校善于面的普及，家庭善于点的深入。家长有着亲情及长期洞察孩子成长过程的优势。学校要通过各种方式激活家庭这个重要的性教育元素，与家长形成合力。

　　进行性教育时，学校还要重视对社会资源的利用。闵乐夫指出，计生委、妇联、少年宫、关工委等各个领域的资源都可以为学校所用。

　　“当然，性教育慢慢走出边缘，包括学校日常工作中的渗透、课程设置、师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完善和体系的建立，其前提是整个教育体制的逐渐变革。”张玫玫相信，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观念和意识的进步，以人为本理念的不断落实，教育对人拥有美好生活这一终极追求的回归，这个问题定会得以解决。

　　虽然深知这一天的到来尚需时日，但是与所有这项事业的推动者一样，张玫玫仍然期待这一天能尽早到来。毕竟，在性教育不甚完善甚至空白的状况下，孩子们的成长不会停滞，他们早已一茬又一茬地长大了，留下的缺撼会在日后的社会生活中显现，成为文明社会的不和谐之音。

　　■链接

　　国外如何开展性教育

　　瑞典：作为世界上最早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国家之一，瑞典从1942年开始对7岁以上的儿童进行性教育。1966年，瑞典又尝试通过电视实施性教育，打破了家长难以启齿谈“性”的局面。

　　日本：文部省出版的小学第一册《卫生》课教科书封面就是妇女分娩的画面。在初、高中，日本每所学校都有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协助者协会”，负责向学生提供各种性咨询、性教育，并编写性教育指导手册。

　　美国：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开始向学生传授生育、两性差异、性道德等知识。初中阶段讲得更加深入。进入高中阶段讲婚姻、家庭、性魅力、同性恋等知识，并向学生发避孕套。

　　韩国：从2001年起，在小学、初中、高中实行每年10课时以上的义务“性教育”制。韩国的教育人力资源部帮助每个学校按类别配备担任性教育教师。

　　荷兰：儿童从6岁就开始接受性教育，父母则会在餐桌上与孩子讨论这方面的话题。尽管荷兰规定12岁以上的青少年可以合法地发生性行为，但在欧洲国家中，荷兰青少年未婚怀孕的比率是最低的。专家们认为，开展早期性教育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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