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为了责任而分工的标记如今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区分级别高低的“官衔”。邱炯/漫画

　　不知从何时起，纯真的孩子们臂上佩戴的杠杠变了味道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宋媛 实习记者麻慧波发自北京作为湖北华一寄宿学校一年级学生，13岁的武汉少年黄艺博身上笼罩着诸多光环。但这些都不是足以让黄艺博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在网络爆红的原因。回顾他的走红之路，除了神乎其神的两岁看《新闻联播》、七岁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的传奇经历，“胸纳五湖四海、笔扫九州万国、复兴中华民族、续写汉唐盛世”的凌云状志，以及照片上与其年龄不相匹配的“官样风采”之外，最为吸引人们眼球的当属其佩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五道杠”标志。

　　而正是这位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左臂上“耀眼”的标识，引发了人们对童年的回忆以及现有小学生干部制度下一些怪异现象的思考。如同当代青年作家、属于80后的韩寒在博客上自嘲，自己上小学时戴过二道杠，还争取过三道杠，但和“五道杠”比起来，显得有些小巫见大巫。“当时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做到了成功的百分之六十六，到今天才知道，我其实还不到成功的百分之四十。”

　　杠杠的起源

　　鲜艳的红领巾飘荡在胸前的情景令所有从新中国童年走过的人们难忘。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并在1953年6月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这支能勾起人们许多童年回忆的少先队队歌，鲜明地体现了少先队的根本目的——培养少年儿童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接班人，使他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建国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延续至今，从少先队到共青团，从共青团到共产党，一直是社会公认的人生进步的三个标准阶梯。

　　而这白底红线的杠杠正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干部佩戴的干部标志。根据《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队徽和红领巾、队干部标志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少先队干部可设置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三种职务，其中依次可佩带一道杠、二道杠、三道杠。据俄罗斯问题专家盛世良介绍，少先队的杠杠是和红领巾一起从苏联引进的。

　　“我小学就读于湖南省双峰县洲上完全小学，1955年我上五年级时，正式加入少年先锋队，是学校第一批少年先锋队员。”50多年过去了，提起当年加入少年先锋队的情景，已经65岁的王大可还是心潮澎湃。

　　王大可清晰记得，自己加入少先队的时候，全校给加入的十几个队员开大会，周围几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还有少先队员都来参加，场面相当隆重。由于少年先锋队当时刚刚成立，很多东西不像现在这么健全，除了辅导员的红领巾是绸子做的，少先队员的红领巾都是用普通红布做的。

　　而王大可印象颇为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杠杠”臂章不是白底红杠，而是红底白杠。

　　在那时，多一道杠多一份责任

　　不过，因黄艺博而备受关注的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队干部佩戴的“五道杠”其实没有写进《中国少先队章程》，根据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的说法“可能是地方上的一种探索”。

　　而据武汉市委少年部的工作人员介绍，早在1989年，武汉市就在区、市两级设立了总队部，并建立了与之相应的四道杠、五道杠制度。他们认为这一队标的设置进一步完善了少先队的评价体系，是一种创造性的体现。这一制度创立至今22载。

　　但今年5月11日，在“五道杠”引发争议的背景下，全国少工委正式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少先队队组织和队员不得使用不符合制作规定的队干部标志，如在基本规定外有创新做法，需经省级少工委上报全国少工委研究同意后开展探索。

　　按照全国少工委的要求，武汉团市委少年部已经通过湖北省少工委向全国少工委做出了汇报，目前正在等待批复。

　　“我当时是一道杠的小队长，谁能带上三道杠就自豪极了，但无论是谁，都没有‘高人一等’的官位心态。”王大可告诉本报记者，不是所有入队的学生都能带上“杠杠”，是老师凭借学习成绩、身体素质、品德优良的标准来定，“等我升入六年级就已经是二道杠了。”

　　不过佩戴杠杠臂章的王大可，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干部，更没有任何优越感，“虽然有自豪感，但更多的是压力。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起到带头作用，不敢摆架子，不敢说大话，更不敢说谎话。见到老师、家长，都要行队礼。”王大可用“谦卑”来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态，“时刻接受周围人的监督。”

　　对于他们那代人来说，臂上的杠杠就是责任，多一道杠杠就多一份责任。

　　变了味的杠杠

　　可是，不知从何时起，纯真的孩子们臂上佩戴的杠杠似乎变了味。昔日为了责任而分工的标记如今成了区分儿童级别高低的“官衔”，昔日凝聚着人们无限真诚美好的政治期待、象征着荣誉的光荣标记如今沦为一些家长和孩子追名逐利、互相攀比、满足虚荣心的工具。

　　在北京西城区某重点小学，略显稚嫩的三年级学生王博（化名）对本报记者提起班里戴杠杠的同学时说：“班干部帮老师做事，自然与老师关系亲近，当然受宠，因此很多展现自己的机会都属于班干部。大家心里都希望跟班长做好朋友，因为很多时候，如果违反纪律，班长的好朋友自然会被从轻处罚。”

　　而王博的好朋友张晶明（化名）则告诉本报记者，“我很多同学，请班干部吃零食、还给他们送贴画，甚至放学请班干部去家里做客。大家心里都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能否认，杠杠制度可以提高学生的组织能力，但是社会和家庭一些潜移默化地不当引导也让纯洁的校园沾染了不应有的风气。“班干部”、“队干部”的核心定义被扭曲，变成了“高人一等、阶层、特权”的标签。

　　为了进入这个“特权阶层”，一些成人化的行事方式也逐渐渗透到校园中。曾就读于海淀区某重点小学，如今已上初一的王玉（化名）记得当年参与选举大队委时，曾经印制了很多名片，上面有班级、姓名、竞选宣言和照片等等，发给同学。

　　而在这种“执着”中，家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位孩子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的北京家长就向本报记者坦言：“我觉得孩子当个‘小官’挺好的，能让孩子更好的和人相处，而且和老师交流的机会更多，更容易受到老师的关注，对以后的推优也有好处。”其实这番话也代表了一部分家长的意见。

　　为此，家长们纷纷使出十八般武艺助孩子“升官”。一位家长王达（化名）告诉本报记者，孩子在某重点小学上五年级，为了帮助孩子成功竞选大队委，他甚至请自己的好友——一位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帮忙润色竞选词的文字，还请了专业美术设计师帮忙设计名片。王达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家长都为孩子竞选队干部大伤脑筋。有的还通过贿赂老师，给孩子争取提名的机会。

　　难以回避的等级暗示

　　教师开展民主管理，将权力下放，本来是好事，但无形中“杠杠”的权力诱惑使孩子产生地位上的不平等和差异。杠杠被拿来与管人、惩罚违反纪律的同学等等权力相联系。做了多年教师的刘青对于杠杠制度的这种负面影响非常担忧：“现在一些孩子没有被选上队干部，就沮丧、失落甚至有的还产生了一些厌学情绪。这对孩子的社会性形成，信任感和安全感也有一些影响”

　　无论是靠手段得到“杠杠”的班干部还是因为落选而厌学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后进入社会，肯定对于公权力的认识会存在偏差”，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告诉本报记者，“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对于‘等级’的暗示，不能回避。”

　　与中国不同，在韩国，学生选出来的干部，并不代表老师或者学校，来管理学生，而是和其他学生完全融为一体，代表学生的利益向老师或者校方反映情况。王文章表示，像中国这样，直接通过显著外饰标识身份，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讲：弊端大于利。

　　在王文章眼中，佩戴“杠杠”的孩子虽然被正向激励，但也获得“我比别人高一等”的心理暗示。虽然社会总在强调“人人平等”，但是这样却容易与“以官为本”的思想观念契合，给孩子的启蒙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一些没有佩戴‘杠杠’的孩子，自然觉得不如班干部聪明，也没有真正融入班级的核心圈子。”王文章表示，在心理发育的关节时期，少数班级成员配戴“干部标识”，肯定会在无形中打击大多数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对孩子乐观、自信的品德培养产生障碍。应该尽量淡化“权力意识”，应该让每一个学生在启蒙阶段就懂得班级管理的能力，懂得管理与服务之间的关系。

　　我国已故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学家陈望道先生曾经说过：儿童的生活，是游戏的生活；儿童的世界，是游戏的世界。在成人以前，希望儿童就要像儿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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