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上午，“小雨点”幼儿园似乎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已经到期并且延期续租一个月的房子可以再延期续租。

　　从今年4月下旬到现在，本报持续关注了专收农民工子女的哈尔滨“小雨点”幼儿园的命运。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在哈尔滨，有多家像“小雨点”这样的专门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幼儿园，他们除了收费低廉这个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私立”——私自设立，换句话说，它们的成立都没有经过正规手续。

　　送还是不送，家长无奈选择

　　没有执照、没有各种许可、甚至连具备资质的老师都没有，有的只是低廉的收费价格和看孩子的阿姨——这就是“山寨幼儿园”的集体写照。在哈尔滨的一些棚户区中，如此的“山寨幼儿园”隐藏其中，解决着在此打工的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公立园咱进不去，个体园咱进不起，在这儿至少有人给看着，收费还不高，挺好。”在哈尔滨南岗区白家堡一家幼儿园门前，记者遇到了一位来送孩子的山东王姓农民工，他对记者说，他也希望把孩子送到一所正规幼儿园去，但没办法，“要门路没门路，要钱也没有钱，只能在这儿将就一下了。”

　　“别看我们不是正规园，但可不愁生源。”白家堡一家幼儿园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周边的农民工都把孩子往这儿送，一个月300多块钱，上哪儿找这么低价格的幼儿园啊？”

　　记者看到，这些隐居在棚户区内的“山寨幼儿园”，无论是卫生条件、园内设施还是师资力量，都与黑龙江省的民办幼儿园设置标准相去甚远。

　　黑龙江省民办幼儿园设置标准规定，幼儿园“有相对独立、安全、固定的园舍，应达到大、中、小三个班以上的办园规模，并按幼儿年龄段合理分班。幼儿人均活动室面积不少于1.5平方米，并有相应的户外活动资源。”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看到，有的“山寨幼儿园”不分年龄大小，近30个孩子挤在一间昏暗的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这间屋子是教室，也是活动室、食堂、寝室。

　　规定还要求，幼儿园“应配备具有幼儿师范专业毕业及其以上学历，身体健康的教师，并具有相应的教师任职资格”。在一家“山寨幼儿园”，所谓的老师就是一些没有职业的农村妇女，面对孩子，她们能做的就是大声呵斥。“这孩子你要不把他们吓唬住了，他们都能上天！”

　　“再不正规也比没人帮我们看着强。”一位家长的话，似乎道出了“山寨幼儿园”存在的理由。但她同时也表示，即使送孩子去了这些“山寨幼儿园”也很担心——担心孩子受伤，担心孩子吃得不干净，担心孩子学不到东西被耽误了。

　　封还是不封，管理部门两难

　　“封掉这些‘山寨幼儿园’，大量的农民工子女无处安置，影响稳定，不封这些‘山寨幼儿园’，那就等于是在放纵‘黑幼儿园’的存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局官员在听了记者的讲述后表示，和农民工们一样，他也非常担心这些“山寨幼儿园”的孩子们，“如果一旦发生问题，在追究责任方面将出现非常大的麻烦。”

　　这位官员解释说，“山寨幼儿园”是不在教育部门管理范围之内的，如果正规幼儿园出现问题，教育部门可以进行干预并予以行政处理，“‘山寨幼儿园’出现问题，教育部门没权管，其他部门可能因为‘山寨幼儿园’涉及教育问题而不愿意管，情况就复杂了。”

　　“民办幼儿园的设立有着严格的标准，不合标准的肯定不能批。虽然‘山寨幼儿园’的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肯定是不合法的。”对于“山寨幼儿园”能否转正、有没有可能被取缔，这位官员告诉记者，“这个问题不是教育部门自己能回答的。”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爱丽研究员认为，目前，广大农民工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他们在工作上、经济上融入了城市，但在政治地位、文化、心理等方面并没有融入城市。”父母的“半城市化”让农民工子女处于一种双重边缘状态。“在城市中，他们进不去或去不起那些正规的幼儿园，转而进入‘山寨幼儿园’，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同时，他们也很难去适应农村生活，还是一种边缘的状态。”王爱丽说，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倡导教育均等化，“教育的均等化必须从学前教育这个起点上开始”。

　　王爱丽建议，有关部门能够在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指导、扶持、帮助这些“山寨幼儿园”走向正规来解决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问题。“当然，除了政府部门的帮助之外，幼儿园自身也要努力向标准化靠拢”。

　　关乎社会的未来

　　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都认为，解决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问题肯定不能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段时间，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来解决。政策可以长时间等待，孩子的成长是否能够等待呢？

　　“3至6岁这段宝贵的幼儿期对人的一生有重要的影响。”黑龙江工程学院心理中心主任杨晓梅说，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幼儿期是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训练的关键期，如果此时进行专业而又针对性的智力开发，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重要作用。同时，幼儿期也是人格养成的重要期，孩子从家庭的狭窄互动中走入幼儿园可以培养其与人沟通、协作等能力，帮助其从早期的自我中心走出来，学会理解和包容。

　　对于这些同样生活在城市里却只能在“山寨幼儿园”中度过童年的孩子们，杨晓梅十分担心。她告诉记者，同一片蓝天下不同的境遇，不仅会造成农民工子弟今天的自卑，更容易导致其在未来发展中丧失竞争力的可能性。她说：“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子女今天的教育问题解决不好，直接关乎社会的未来。”

　　记者手记

　　跟踪采访“小雨点”幼儿园已经一个月有余，这期间，有相关部门的各种关怀、慰问和调研，但是依旧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期间，也曾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盯住这个“小雨点”持续关注？因为，作为工人日报记者，关注农民工的命运是我们的本职，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奔波呐喊更是我们应尽之义务。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地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帮助农民工？是镜头前的嘘寒问暖，逢年过节时的走访慰问，还是不断地强调再强调，研究再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力回答，也无法回答。我们能做的，只能不断地去找寻答案。

　　从第一次报道“小雨点”临近关门，到后来的租期延期一个月，再到现在的继续延期，“小雨点”有了一丝生的希望。但需要思考的是，在希望的地平线上，我们能否看到，农民工子女获得平等教育机会的曙光？(本报记者 张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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