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8月16日，北京市教委召开新闻通气会称，今年，海淀、朝阳和大兴将有24所打工子弟学校面临拆迁，目前三区已经制定和采取了学生分流方案。就打工子弟学校关停后学生安置问题，北京市教委明确表示“保证不让一个就读的学生失学”。

　　北京市教委这次通气会，可视为对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事件的回应，其表达的“不让一个就读学生失学”的态度，让大家看到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然而，这一回应本身，也显示出有关方面此前处理方式的草率，这同时也让人们担忧，“不让一个就读学生失学”在高调的表态之后，能否切实执行。

　　其实，关停不具办学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让打工子弟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享受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待遇，这是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公平的好做法。如果政府部门在作出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决定时，就和学校负责人、教师、家长们一起商议，共同制定学生安置方案，把所有学生的去向都落实好，还会遭到家长的反对、社会舆论的质疑吗？

　　然而，北京这三个区，在关停打工子弟学校时，似乎都没有事先制定妥善的学生安置方案并告知学生家长。那么，为何不事先妥善安排，而要等到学校关停遭到反对，引起舆论质疑之后，有关部门才出来通气呢？这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政府部门制定了方案，但并未公布，造成家长们不知情；二是政府部门制定的方案，内部还未协调好，公办学校怎样接收，委托哪些学校接收还没确定，意见有分歧；三是此前的重点在关停上，现在才考虑安置问题。现实来看，后两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根据通气会的信息，“分流学生的方案逐步到位”，这意味着在关停学校前，方案并未落实。而关于有的区要求关停学校学生出示“五证”，则被解释为对政策理解不到位。

　　把学校关停之后再来想安置方案，无疑程序失当。这传递的信息是，相关部门并没有把打工子弟的求学问题，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当然，教育主管部门可以解释说，他们有信心有能力在关停这些学校之后，解决所有孩子的求学问题，所以可以先关停。但这也可以理解为，把学校关停之后，先让家长们自己想出路，如果家长忍气吞声接受现实，相关部门就“赚”了；另外，在学校关停之后再考虑安置问题，家长为孩子入学计，提的要求也不会太高，政府部门有安置的主动权，家长们只有被动接受安置方案，而且，还可能对这样的安置“感恩戴德”。

　　这种先关停学校再安置学生的程序，暴露出我国教育决策的缺陷，即由行政部门主导决策，学校、教师、家长及相关社会力量没有参与决策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涉及众多学校、教师和家庭利益的教育决策，必须有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政府部门应广泛征求意见，将草案提交学校、教师和家长们讨论、听证，最后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从目前的情况看，北京教育部门的通气，并不表明他们公布的方案都得到了相关学校的认可。所以，在推进过程中，还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包括有的学校还会对打工子弟入学提出“五证”要求。

　　其实，教育决策的制度缺陷也是教育经费一直无法得到保障、教育公平难以推进的根本原因。包括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也是由于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不够，流动儿童无法进入当地的公办学校，才有这些学校的涌现，替政府完成义务教育任务。

　　所以，若要保障每个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就必须建立确保政府部门履行教育投入责任的拨款制度，即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确定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履责；建立每个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都能参与教育决策的基本制度，即成立校外的社区教育委员会以及在校内的家长委员会。所有事关每个受教育者权利的教育决策，都应当通过这两个委员会的审议。如此，方可维护受教育者的基本权益。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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