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者的权利维护，是当前治理教育问题的根本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北京各区县“小升初”渠道多达10多种，2010年北京市8个城区“小升初”入学方式竟高达15种。在五花八门的“小升初”渠道中，最主要的有“占坑班”、“点招”、推优、特长、电脑派位、共建、“条子生”等。

　　可以说，北京的“小升初”乱象，是“集全国之大成”的，所有可以采用的手段，都采用了。而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根源之一，是有关部门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方面的努力还不够。

　　其实，早在2006年颁布实施的《义务教育法》中，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就成为各级政府发展义务教育的首要责任，但遗憾的是，该法中的诸多均衡条款，比如取消义务教育阶段重点班、重点校，落实得并不理想。

　　实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至少应从三方面着手。首先，转变教育政绩观，明确政府的责任是保障公共教育，而非制造“拔尖教育”。过去30多年来，在高考制度的牵引下，我国各地的教育政绩指标，都围着当地“教育出人才”而设计，为此，教育资源的配置普遍采取“锦上添花”式，地方政府关注名校、优才生，远高于每一所学校的均衡发展。这种教育发展观，是与政府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相悖的。但是，目前这种教育观还十分盛行。

　　其次，增加义务教育投入，加大省(市)财政对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力度。从目前各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措施看，还基本沿用传统的以县乡财政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而这一机制，正是造成目前义务教育存在严重的区域、城乡、校际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这一传统机制下，想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就有相当难度了。从发达国家发展义务教育的经验看，由中央或省(州)政府统筹教育经费是普遍做法，这可保障区域内的学校按照同一标准配置教学设施、师资力量。

　　再次，赋予受教育者参与教育决策、监督、评价的权利。目前，该增加多少教育经费、增加的教育经费投向哪些学校、这些学校的使用效果如何等等，都是相关部门说了算。其结果是，相关部门想增加就增加，不增加公众也没办法；想投给谁就投给谁，即使知道不合理，一般也难有作为。如果在制订教育拨款预算时，有公众参与的渠道；如果在制订学校收费政策时，要事先听取受教育者(家长)的意见；如果一个地区办教育的好坏、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评价，不是由上级部门操作，而是交由社会评价，甚至可以根据社会评价结果决定学校是否继续开办，这些不正常现象，应该会受到遏制。

　　以笔者之见，受教育者的权利维护，是当前治理的根本。事实上，就是转变教育政绩观、调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也是权力和权利博弈的结果，只有公众有权利参与管理、决策与评价，才可能转变相关部门的政绩观，才能监督其切实履责，而不是把教育权力，甚至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该课题研究人员为治理“小升初”乱象开出了药方，其中包括加大教育问责。切实建立起教育问责机制，该把教育评价权交给社会，建立受教育者参与办学管理、决策的中小学民主管理制度。

　　在去年7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对此有明确的描述，具体包括，完善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实行校务会议等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引导社区和有关专业人士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等等。治理“小升初”问题，以上这些建设，还需大力加强，尽早补位。

　　熊丙奇(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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