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一本“性教材”引发了坊间激烈讨论，因为其图文并茂介绍性交过程，被指尺度过大，甚至涉嫌“色情”。从“谈性色变”到“欲语还休”，性教育还是像一块“烫手的山芋”让教育工作者颇伤脑筋，在一些新方式新手段试水引发的颇多争议中，中国性教育仍在“摸着石头过河”。(9月6日中新网)

小时候，我们经常会问父母：我是从哪里来的啊？得到的回答要么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要么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为此，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不知难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其实，家长之所以会拿这些不靠谱的回答忽悠孩子，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受传统观念影响，羞于启齿；二是觉得孩子还太小，认为这种事很难讲明白，故以玩笑打发。不仅家庭如此，我们的学校，社会也是这种态度。即使国家在性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动作，看起来也是有心无力。中国的性教育，往往浅尝辄止。

诚然，性教育是个大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中国的性教育问题很多，比如起步晚，不成系统，不够彻底，对于教育之“度”的拿捏还很笨拙，往往一不小心，教育变成了“教唆”。而性教育本身是一门非常庞大的学科，至少包括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关系学四大分支。正确的性教育应该是分阶段施行的，生理学作为性教育的基础，理应先行。瑞典是世界上实施性教育最成功的典范，有关“性”的生理知识早在小学阶段就全部授完，然后再针对孩子们的成长需要有条不紊地进行更深层次的性教育。

不光如此，瑞典的性教育几乎就是一场性革命，非常彻底，在他们国家，已经不再使用性教育这一词，而是换用“共同生活事业”这一说法，它不仅指男女之间和谐的共同生活，还包括了男性之间，女性之间的共同相处，性关系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这种理念大大延展了性教育的内涵，也从社会伦理的高度树立了正确的性爱观。身为中国公民，我们不禁会羡慕国外对于性教育的开放态度。其实，说到底，就是个态度问题，中国性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态度。

举个例子，正如报道中所说，吃饭时，儿子说，“妈妈不能多吃！她的子宫很小。”一桌人都笑了。这确实很可笑的，但是我们该笑的不是这个孩子。孩子能得出这番结论，想必不是无师自通。可以想见，或许就在几天前，儿子问过自己的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啊？”妈妈如果负责一点，就会说：“是从妈妈肚子里来的。”然后到了学校，上性教育课，老师就问学生：“同学们，你们知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吗？”然后儿子的小手就举起来了：“老师，我知道！我是从妈妈肚子里来的。”老师此时就会掩嘴一笑，纠正道：“孩子，那不叫肚子，叫子宫。”然后儿子就顿时明白：哦，原来肚子叫子宫。你看，误人子弟就是这么简单。

很显然，那个老师没有继续讲解子宫和肠胃的区别，她的性教育工作就浅尝辄止了。在性教育领域，专家不多，师资也匮乏，而且大多教育工作者的性观念也没那么开放，他们对于性教育的态度只是从“谈性色变”变成了“欲说还休”，这样的后果甚至可能更糟。对于性教育，宜疏不宜堵。左遮右掩，反而容易把人往旁路上引。当然，我们的许多老师也正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一代，自身的性教育经验本就缺乏，哪能再去教学生呢？

所以，当务之急，有三点需要解决：第一，培养大批专业的性教育工作者，尽量完善性教育的教学体系。第二，大力推广性知识，彻底解放人们的性观念，使性教育处于一个开放，干净的常规环境之中。第三，改善教学方法，分阶段，有分寸地开展系统的性教育工作，并做好检验和把关。能做好这几点，相信要不了多久，每个中国孩子都能回答“我是从哪里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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