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近日，江苏无锡部分学校教师被曝要求差生去医院测试智商。如果测试结果显示孩子智商低，那么即使成绩差也不会影响到老师的业绩。因此，常有差生家长收到老师电话，拜托在智力报告上打低分。目前，无锡市教育局已发文制止此种行为。

　　前有“绿领巾”和“红校服”的混搭，后有“差生测智商”的桥段，基础教育似乎正集结着呈现一种失心病般的可笑言行。这两天，媒体上指责不断，坊间也是口水一片，说来说去，基本是教师的师德水准如何令人失望，学校为了追逐政绩如何折腾孩子……反正大棒都打在当事方身上，每一棍子下去，好像都能听见“鞭辟入里”的声响。作为一名曾经的教育工作者，面对这些隔靴搔痒又有失公允的“抒情”，很想说几句心里话。

　　教育是良心工作。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在其名著《爱的教育》中写道：“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这话被公意奉为圭皋，但问题是，这世界从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病态——我深信，即便是要求班级“差生”去测智商的老师，也未必就是不谙教育规律的冷血者。 “测智商”不是无锡的新例，从去年的北京，到今年的广州，“差生”被牵着去测智商的“创意”可谓此起彼伏。那么，这果真是施教者“生病”了吗？

　　教育不单单是良心工作。不当教师，不知讲台苦；不上讲台，不知分数重。在对教师职业做习惯性道德批判的时候，我们需要心平气和地还原一个常识：教师，首先是一份谋取生存发展的职业，然后才有树人立人的使命。当教育部门将“教学质量”硬生生等同于分数的时候，当关系到教师的柴米油盐和分数挂钩起来的时候，高企的价值理念显然不如饭碗的约束力来得更为现实。关于这一点，不妨问问那些深谙劳动法的白领们 “为什么不要加班费”，就足以对教师偏执于分数的“病态”心领神会。即便不是身在基础教育界，只要留心，也不难看出一些显而易见的悖论：一面谈素质，一面只抓成绩；一面谈课改，一面搞形式主义。而一切的取向，最终都指向教育政绩的考评机制。

　　任何施加抽象辱骂或人身攻击的人士，都不应该忘记哈耶克论述制度安排的那句名言：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毋庸讳言的是，我们的素质教育往往还停留在口头之上，我们善于折腾的“课改”也是令人失望的。根源既不在于我们缺少教育模型或理论、更不缺少先行者与实践家，缺的还是新教育背景下的制度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教师或学校做堂吉诃德、扮演无谓的“殉道者”角色以成全我们的教育理想——这是不是和逼着孩子测智商一样不近人情？

　　一切的反思之前，有必要厘清一个问题是：逼“差生”测智商的究竟是谁？表面看，这“恶人”是学校和老师，但事实上，必有一种诡异的动力在推动或怂恿行为的发生。为什么老师的概念里有“差生”之说？社会对“好老师”与“差老师”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基础教育对 “好坏学校”的定义又是什么？……想通这些问题，就知道所谓“可恶”的老师或学校不过也是一枚迫不得已的棋子——尽管他们没有如同提线木偶一般，被别人牵去“测智商”，但其实他们早已身处 “另类智商”的烤架上，尊严或羞辱，早不能自己做主。

　　是的，如果成绩影响不了老师与学校的资源配置，如果应试窠臼不会成为教育均衡上的一道现实门槛，多已为人父母的教师，又怎会顶着骂名、昧着良心逼别人的孩子测智商去？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解决测智商的问题，处方究竟应该为谁而开？(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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