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校难并不新鲜，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曾晓东的一份有关择校的调查报告给出了新的角度。她调查了4937名已择校的家庭，发现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发生概率已高达40.5%，其中小学阶段存在的择校行为比例最高。

　　特别是家庭经济优势已转化为择校优势。其中，机关公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选择优质小学比例排名靠前，而技术工人子女选择优质学校排名靠后。这一结论是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的一场研讨会上宣布的，引起了与会人员的高度关注。

　　择校的背后是利益

　　在本次调查中，已择校的4937名家长中有半数选择了“孩子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发生了变化，成绩有所提高”；家长整体上认为，择校对其子女成绩产生了非常乐观的影响。

　　在一些专家看来，择校行为是教育领域存在的非常不健康的现象，并已造成严重后果。“当一个社会由生存型转向富裕的过程中，消费行为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对奢侈品消费的增加，还包括教育和文化等消费行为发生变化。”曾晓东认为。

　　此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披露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在北京，仅“小升初”就存在6种不同门类的择校乱象，已成为市民很不满意的教育民生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遵民表示：“择校行为背后往往是权力与金钱在发生作用，人为造成教育不公，功利教育流行。”他认为，义务教育阶段应注重均衡，“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和标准，导致地区和学校之间差异越来越大，而权钱交易就有了生存空间。”

　　曾晓东认为，在择校问题上，有三个利益主体，分别是学校、家长和政府，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义务教育‘普遍、同一、免费’的价值观，并没有浸透到学校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

　　校长也难抵挡各路“条子”

　　“择校年年说，月月提，可为什么总也解决不了，而且越来越复杂？”曾晓东表示，择校本是家长孩子的一种正当权利，可在一些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发生了“异化”。“择校是世界性难题，但在国外是选特色、选文化，我们则是唯分数是举。”

　　一位北京知名大学附中的校长告诉记者，外人看来，学校似乎很风光，其实名校的校长很难做，尤其是难以抵挡各路“条子”。作为校长，需要千方百计把学校做好，但各方面关系也要协调好。

　　他坦承，在异化的择校面前，工人、农民家庭很难择校，因为择校的竞争实在激烈。

　　吴遵民表示，目前我国教育机构主要依靠财政拨款，虽然国家每年都在加大对于教育行业的投入，但是就全国范围来看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部分地方政府本着“资源优化利用”的原则，在拨款上向部分“重点校”、“示范校”倾斜，令教育资源分化出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而这些优质学校，则向权力部门人士的子女倾斜。

　　在一些城市，“强势”单位会和一些名校进行“共建”，知名教育学者杨东平认为这是将以权择校制度化了。“这是公开的秘密，我们不能都假装对它视而不见。一些城市比如上海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明年开始，高中的择校生全部取消。”

　　取消校际差距是关键

　　相关部门已经对择校带来的危害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各地也纷纷出台了一些新的做法遏制择校中的不良风气。

　　江苏无锡教育局局长陆卫东对此称，无锡一直在制定相关政策用具体标准缩小义务教育阶段校际差距，实现教师流动。

　　安徽铜陵提出“面向每一个学生，办好每一个学校”，打造没有择校的城市。

　　山东招远实现了100%高中招生指标分配的中考招生机制，把初中的升学水平变为办学水平竞争。

　　“缩小校际差距是杜绝择校异化现象的一个有力手段，政府部门应致力于缩小这种差距，万不能再人为扩大。”杨东平表示。

　　北京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据他们调查，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差距最大是市级骨干教师的数量，“硬件均衡不是很难，关键在软件资源。”

　　能否实现教师流动是检验是否真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的试金石。“教育部门需要做的是不要鼓励义务教育阶段校际之间拉开过大差距，鼓励特殊办校，而不是贪大求全。”杨东平认为。

　　吴遵民认为，教育本是实现贫弱阶层向上流动的有效渠道，主管部门应努力降低权钱的干扰，真正回归义务教育“均衡、基础、公平”的本质。“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记者 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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