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柏玲

　　2011年的教育，可谓“五彩纷呈”，先是陕西西安某小学“绿领巾”引发争议，紧随其后的是内蒙古包头某中学的“红校服”，之后山东枣庄一中学又爆出“三色作业本”。此外，浙江慈溪“脱裤跑”、四川成都“校长宴”、江苏无锡“测智商”等事件，一次次把公众的视线引向校园，一次次把老师推向风口浪尖，教育突然变得“千疮百孔”。我们不禁要问：今天的教育怎么了？今天的老师怎么了？

　　可以说，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公众所关注，学校里随便一个小举措，就可能引发一场舆论的“大地震”。对教育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

　　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老师在给孩子们戴上绿领巾的那一刻，绝对不会想到自己这种“创新”的激励手段会引发公众如此强烈的“讨伐”。

　　现在社会对教育越来越关注，对学校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点年纪的教师对此会有明显的感受。早些年，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就把孩子全盘托付给了老师，这虽然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无条件的信任，但也常常让学校有孤军作战的无奈。而现在很多家长文化水平大幅提升，对孩子的教育也格外重视，学校的一些改革举措在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下得以顺利推进，家长的参与度已逐渐成为学校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家长们也开始对学校一些欠妥的做法说“不”。从2011年集中爆出的这些教育事件来看，正是由于家长的较真和媒体的介入，使得一些学校有失公允的“改革举措”被及时叫停。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的有效监督，对于规范学校办学、促进教育公平，无疑是一种正向推动。但是舆论的过度关注也给教育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教育是当今最受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对教育话题似乎人人都有发言权。“绿领巾”、“红校服”、“校长宴”等新闻一出，相关的评论就蜂拥而至。评论者虽然散布于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却不约而同地选择站在学校的对立面，观点也是惊人的一致，认为学校的这些做法是歧视学生，甚至称其为“校园冷暴力”。而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学校的解释则显得虚弱无力。

　　我们看到的很多评论，依据的只是新闻所描述的表面现象，评论者并没有对事件做全面了解，这对学校也是有失公允的。山东枣庄三十九中的“三色作业本”事件，据校方解释是他们对分层作业的一次尝试，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基础选择不同难度的作业。分层教育是已被广泛认同的一种教育形式，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先进理念，但当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三色作业本是给学生贴标签，是以牺牲学生自尊为代价的教学。如此压力之下，三色作业本当日就被学校全部回收。

　　任何一项教改措施都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但外界似乎更关注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如果教育长期处于舆论挑剔的“放大镜”下，必然会束手束脚，甚至裹足不前，这对教育、对学生到底是利是害呢？

　　教育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有它本身特有的规律，比如因材施教，比如奖励与惩罚，都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从这一角度来说，对于教育，未必人人都有发言权。

　　教育关系国计民生，一项改革举措的效应常常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显现，而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因此，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需要不断提升专业水平，教学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为每个学生的终身发展着想，而不是简单、粗暴、拍脑袋。同时也要对改革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有所预见，与学生、家长及时沟通，取得理解和支持，将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而对教育“外行”而言，对教育的关注要讲究一个“度”。媒体更要多份冷静和谨慎，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哗众取宠。对教育新闻事件的报道应从不同角度加以反映，要反映学生、家长的呼声，也要允许学校申辩，客观全面的报道将有助于公众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推波助澜。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不能用过高的要求去要求所有学校。对于个别学校的错误做法应及时指出，却不宜一棒打死。公众对于教育、对于教师不妨多份理解和宽容，这才有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

　　事件回放

　　2011年10月18日中午时分，随着下课铃声响起，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在老师引领下排队回家。最先走出校门的是一年级学生，队伍自然地被他们佩戴的领巾颜色分成了两类：一部分孩子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另一部分孩子则戴着绿领巾。一名一年级学生说，调皮捣蛋、成绩不好的学生就得戴绿领巾，老师要求上学、放学都不能解开，不然就在班上点名批评。但不少绿领巾孩子一出校门就赶紧摘下领巾装进书包。“孩子年龄再小，也有自尊心，嘴上不说什么，但他们心里都明白戴绿领巾不是啥好事情。”一些家长认为，学校这种做法会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

　　据介绍，该校委托制作红领巾的厂家设计了同样大小的绿领巾，九十多名一年级学生约有一半人佩戴绿领巾。学校一名老师解释说，设计绿领巾的初衷是对孩子加强教育培养，参考了外地一些学校的做法，也考虑到部分家长的特殊要求，并非有意区分好学生和差学生。

　　这位老师解释，一年级学生不是全部同时加入少先队，一般分成两个学期完成。优秀上进的孩子肯定属于第一批，学习、行规表现稍差的学生没有红领巾，一些家长曾提出孩子回家不高兴，希望老师能考虑其他变通方法帮助教育。发放绿领巾，就是鼓励这些学生加油努力，争取早日戴上红领巾。

　　声音与观点

　　“绿领巾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学校的做法很快被叫停，但舆论批评却一浪高过一浪。有网友甚至给“绿领巾”罗列了“七宗罪”。

　　有网友认为，尽管推行“绿领巾”初衷可能是教育探索、激励上进、缩小差距，但在教育实践中，已然变形走样，甚至背道而驰，直接伤害了孩子的心灵。不少绿领巾孩子一出校门就把领巾摘下塞进书包，显然，他们已感到自己被老师视作了“异类”。“颜色标签”给他们的精神世界蒙上了一层阴影。

　　更有人直言，在现代教育意识越发主张爱与尊严的时代，要求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佩戴绿领巾，不仅在精神教育上很黑很暴力，在教育的文化范畴上也显得太傻太天真。这种将思想、品格、未来潜能尚未成型的孩子，用“唯分数是举”的方式，简单粗暴地划分成红绿阵营，不仅在教育品格上显得很低劣，而且那种非黑即白的教育判断，也让人觉得太过弱智。它让人深深感到当下教育文化在精神、灵魂传承方面的无力感。

　　事件回放

　　放学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二十四中的学生走出校门，人群中的红色校服特别显眼。这种红校服是优秀生的专利，普通学生穿的是蓝色或白色校服。红校服背面，印有白色“包24中优秀生”的大字，下面还有“翔锐房地产”的字样。

　　一些没能穿上红校服的学生表示：“不好意思跟‘红校服’走在一起，因为人家一看就知道谁学习好，我们穿蓝校服的都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据介绍，该校向初二、初三年级学习成绩前50名的学生发放这种红校服，校服由包头翔锐房地产公司赞助。对这种“优秀生”校服，有人评论其性质比绿领巾更为恶劣，集媚权、媚钱、奴性、斯文扫地于一身。

　　包头市东河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解释称，在2011年教师节前夕，包头市翔锐房地产公司向包头二十四中提出要捐资教育，为学校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提供实物奖品，其中教师奖品为生活用品，学生奖品为运动服，即媒体所称的“红校服”。

　　“红校服”事件经媒体曝光后，东河区教育局要求包头二十四中立即停止学生穿红校服的做法，并在一周内收回发放的全部红校服；学校要通过召开家长会、打电话等多种形式，向学生及家长说明情况，挽回因此事造成的不良影响；责成该校领导班子作出深刻检查，要求举一反三，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声音与观点

　　有读者认为，“绿领巾”、“红校服”像一堵无形的墙，把孩子分成两种人——差学生与好学生，并在他们的心里埋下恨的种子，爱的教育被漠视了，恨的教育在肆意疯长。

　　表面上看，这种等级分秩把人区别开来，能鼓励先进，激励后进，实际上是学校和教师出于私利的功利行为。它丝毫不顾及差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歧视、受到身份“羞辱”的心理感受，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心理和人生阴影。这种等级制教育以学校和教师为主推动，受到优等学生家长的推波助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默许，使得这种显失教育公平的现象持续或变相地存在。

　　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的等级制教育，还会扼杀孩子的天性和童真。因为等级制教育的前提是设置了一个等级制的游戏规则，而且是非常单一的规则，学生在这个规则的训练下，很容易被扼杀想象力和创造力。

　　事件回放

　　2011年10月，山东枣庄三十九中根据学生成绩好坏，向学校部分班级的学生分别发放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作业本，具体实施情况是班级前30名的学生发绿色和黄色作业本，后30名的学生发黄色和红色作业本。笔记本封面上还分别标有字母，绿色标有A，黄色标有B，红色标有C。而以前学校只是发一个黄色的作业本，并没有标注字母。有家长认为，学校这样做容易伤害成绩差的学生的自尊心。

　　校方解释说，这是分层次作业，是为帮助学生缩小差距。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情况选择难度不同的题目。A类题难度比较大，B类题是每个学生都必须掌握的知识，C类题是相当于课后练习题性质的巩固基础知识的题目。这样根据题目难度分层次作业，是为了让老师能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在教学过程中更有侧重点。

　　经媒体报道后，枣庄教育部门对该校使用三色作业本的情况高度重视，专门对此事进行调查了解。当日，已发的三色作业本被学校全部收回。

　　声音与观点

　　有读者把“三色作业本”和“绿领巾”、“红校服”相提并论，认为其目的都是通过外在颜色区分，进行结构分层和身份界定，是以牺牲学生自尊为代价的教学，是不可容忍的。这种心罚教育通过惩罚学生的自尊心来获得教育结果，殊不知，心罚比体罚更容易留下伤痕，也更难以自我愈合。

　　还有读者认为，所谓素质教育，应是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对于学生的培养就应根据其特点因材施教，但这不等于将学生贴上不同标签，差别对待。很难想象，一个学生在歧视之下，会“快乐和诗意”地学习。如果一个人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即便“知耻而后勇”，取得不错成绩，但他心性已发生变化，这种塑造代价实在太高。

　　事件回放

　　2011年11月1日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慈溪某小学的孩子被要求脱了裤子在操场上跑步”，并且配发了学生“脱裤跑”的图片。该微博不到三个小时即被删除，但还是引发了大量网友转发和评论，并“人肉搜索”出是“慈溪市坎墩街道太阳希望小学”老师所为。

　　据发帖网友介绍，10月31日他经过一所小学，看到三个小男生“搭拉着长裤，下身只剩下了内裤”在操场上“跑步”，还有两个小女生也在陪着跑步。几个小男生时不时地摔倒，但自己拍拍身上的土站起来还要继续跑。发帖网友询问后得知，这几个男生是因为上课讲话，被老师体罚来这里“跑步”，两个小女孩则是被派来监督的。

　　慈溪市坎墩街道太阳希望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胡孟才证实确有此事发生。据介绍，三个小男孩都是一年级学生，在课堂上特别吵，还在抽屉里折飞机，成绩不理想，因为面临着街道组织的拼音统考，当值老师情急之下，就让他们去操场脱了半条裤子跑步。事后，该老师已经表示很后悔，并且在全体教师会议上做了深刻检讨，学校也对她进行了严肃教育。

　　声音与观点

　　“脱裤跑”事件在微博上一出现，就引发网友强烈反响。有网友说：“如果我是这学生的家长，一定会上门来学校要个说法的，哪有这样的学校和这么变态的老师？这不是一个检讨可以完事的。”

　　有律师表示，老师让学生“脱裤跑”是一种变相体罚行为，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行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也有教育专家指出，让学生“脱裤跑”是一种冷暴力式体罚，不尊重学生的人格，对学生是一种羞辱，对小孩子的健康成长也不利。教育过程中，适当合理的惩戒是必须的，比如说合理的批评、与学生约定好的惩罚，但必须要有个“度”，一旦越界很容易伤害学生的自尊心。

　　事件回放

　　2011年11月23日晚6点，成都双流华阳某酒店最大的包间内灯火通明，桌上摆着别致的粉红色菜单和21个粉红色座牌。这是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办公室主任跑了5家酒店，最终选定举行“优秀学生与校长共进晚餐”的地方，校长的要求是“品位高雅，但不能太豪华”。

　　能够参加这场宴席的学生共19名，是从学校4000余名学生中遴选出来的，分别是半期考试初中各年级前三名，高中文理分科后理科前两名、文科第一名。

　　初一年级一名女生这次考了全年级第一。她说，能够获邀参加晚宴特别兴奋。但同时她也感觉压力巨大，因为下一次如果考不好，就不能再和校长共进晚餐了。那些因考得不好而没有受邀的学生对此倒是不反对，有很多人还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够参加”。

　　面对媒体的质疑，校长肖明华说：“我当时想到这个点子，就是为了鼓励优秀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学生。校长和尖子生一同吃饭，并不等于不关心成绩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反倒对他们是一种激励。我不是想哗众取宠、不是想作秀炒作。我们在饭桌上讲的不是奢侈，而是讲学习、讲如何成人。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学生加入进来。”

　　据学校透露，这次宴席由学校统一买单。在期末考试后还会举行激励晚宴，并且有可能邀请家长一同参加。

　　声音与观点

　　“校长宴请优秀生”的报道引发读者众说纷纭。最受读者质疑的是晚餐的“入围标准”。尖子生，一俊遮百丑；劣等生，一丑遮百俊。在应试教育下腐生出来的各种变异的教育方式，往往都是打着“激励学生”的作用，可是唱出来的结果却是教育的不公，是功利化思想的进一步恶化，一方面很难去想激励的作用能体现多少，另一方面势必会在学生身上划下身份的差别。而且只看到成绩而看不到其他的激励，即使真能有效果，又是否恰当呢？

　　有读者认为，校长以“共进晚餐”的形式去激励学生，无论是从过程到结果，都是值得商榷的。校长口口声声说，和尖子生一同吃饭，并不等于不关心成绩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反倒对他们是一种激励。可校长既然想激励成绩不好的学生，那为何不跟他们一起吃饭，到时再辅以谆谆教导、循循善诱，效果岂不是“更激励”。或许，在应试教育这个体制沉疴无法根治的前提下，“尖子生”和“劣等生”的身份鸿沟难以逾越，但作为学校，至少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消弭这种教育不公，而不是去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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