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园难”是个老生常谈的民生话题了。有多难呢？我听到最夸张的说法就是，怀孕六七个月大腹便便的准妈妈们就开始着手办理孩子入园的各项事宜了。这种描述夸张到什么程度暂时无法考证，但每到幼儿园报名时节全家老小齐上阵的场面我们确实领教过，年轻爸妈们为应付各种兴趣班、辅导班高昂费用时焦头烂额的辛苦我们也确实见识过，所以在此种语境下，近日，《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可以说是承载着公共期待在万众瞩目中出台的。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表示要“严禁”一直以来的幼儿园向家长收取的赞助费或打着其他名义的赞助费。并将为此采取4项措施，包括要求各地制定实施细则、加强对幼儿园收费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幼儿园收费许可证年审以及加强社会监督和依法查处乱收费行为。文件措辞严厉，措施条款分明，但一位去年夏天刚将孩儿送进幼儿园的朋友的一番话却不免让人静下心再细究一番。

　　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禁收赞助费？别介啊，我交点儿钱还能让孩子进得了幼儿园，这要是不让收赞助费了我连幼儿园的大门都摸不着啊……不能禁，不能禁！

　　听完这段话，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1973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三名劫匪抢劫银行，劫持了一男三女作为人质。正当警方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大作战时，人质却出人意料地站在了劫匪一方，处处加以维护，甚至还有女人质宣称爱上了劫匪。后来心理学家将这种心理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指被暴力劫持下人的自我意识的丧失，从而认同施暴者的一种心理现象。

　　毫无疑问，为了让孩子能站在起跑线上，万分感激能有让她交赞助费的机会，我可怜的朋友已经患上了“入园难·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从她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有政策当然好，可是让交费我还是要交，只要让我的孩子有幼儿园上，否则告诉你没名额不能入园了，你们能给解决吗？别的孩子都上舞蹈班、美术班，我们不上，然后别的孩子吹拉弹唱，我的孩子孤单在别的小屋里自己玩，我能忍心省这千把块钱吗？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相信有这样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其实话说回来，管理没有错，规范收费没有错，加强监管没有错，查处更没有错，但是治病最忌治标不治本，归根究底，监管、查处、收费并不是“病患”的症结，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幼儿园太少而需要上幼儿园的人太多。在供需严重失衡的状态下，再怎样加强收费监管，再怎样加大处罚力度，都仍然会显得苍白无力。

　　追本溯源，家长虽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但幼儿园扮演的也并不是劫匪这样的角色，园方也有一肚子苦水。学前教育在我国并没有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但小学入学时越来越高端的考试就表明，孩子在入学前就应该稍具“十八般武艺”，所以择校的水平线也随之前移到了学前教育阶段。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首先学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其次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不足。

　　也有实实在在的好消息真正让人眼前一亮——今年本市将新建、改扩建50所公办幼儿园，全面完成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基本解决“入园难”问题。从2010年到2012年，本市将新建改扩建120所公办园，提升改造146所乡镇中心幼儿园和500所村办标准化幼儿园，建设15个阳光乐园。这样一组表明供求关系改变的数字，让查处幼儿园乱收费行动的前景更加明朗化，也能让家长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

　　三部委的努力给了家长希望和期盼，这时候，也希望各地能够乘风破浪——一鼓作气增加或改建更多的幼儿园，让家长吃下定心丸，彻底告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本报评论员 赵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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