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华

　　近日，辽宁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辽宁省消防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该条例将于2012年3月1日起开始实行。 (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单就这一规定本身而言，显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火灾扑救是一项危险程度很高的行动，而且对专业化能力的要求极为严格，仅仅凭借勇气和意志很难有效应对。未成年人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对象，在体力、避险能力、专业技能培训方面，都不足以胜任火灾扑救的要求。倘若鼓励未成年人参与这类危险行动，很有可能将他们置于险境。所以，从火灾扑救有效性的角度来看，禁止未成年人的参与是必要的。

　　会不会有人就此认为，这一规定是对“见义勇为”精神的一种否定呢？仅就这一规定来看，没有理由可以推导出这样的观点。孟子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是一种舍己为人、为大义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可贵品格，千百年来为人所传颂，并被认同为一种最高层次的道义担当。但是，这里所指称的主体，应是具备了完全行为负担能力的成年人；同时，这还强调的是个体自觉自愿的选择。未成年人并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自愿以身犯险本不可取；救火是成年人的事，属于成年人的责任，若是把未成年人组织起来去救火，则是把属于成年人的义务强加给未成年人，不仅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构成威胁，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卸了成年人应有的责任。

　　因此，禁止未成年人救火之类的规定，并不等于否定美德的价值。人之为人，在于具备高级的情感，这种高级情感的实际表现，就是以美好道德来规范、指导自己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关爱他人以至于爱人如己。尤其是对青少年，更应该让他们受到这种美德的惠泽，使之成长为具备这种高贵品格的人。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养成美好的品格，那么一个美好社会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在今天的中国，见诸报端的败德行为并不鲜见，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在一些公共领域，人们对劣质食品、环境污染等现象恨之入骨；而在个体层面上，帮扶跌倒老人、小悦悦事件等话题也一度形成热议。如何塑造良好的整体道德风尚，的确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了。

　　若要树立美德，该从何着手？这首先要界定清楚法律约束与道德约束的不同性质。对于规范社会行为的两种规则——法律与道德来说，法律禁止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底线行为，如偷盗抢劫等行为的违法性质已成为基本共识，法律是具有普遍性的，对所有人起同等的约束作用；相对于法律来说，道德只是一种自我约束，尽管人类社会对道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这种共识也已转化为某种默示的公共道德，但因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民众对道德的理解也是有很大差异的。法律的约束性质决定了法律必然是强制性的，而道德的自发性质决定了道德还具有非强制性。当然，共识性的道德应该可以转化为强制性的法律，但在这种转化没有完成之前，还是必须恪守道德的“自愿性”准则，而不应该将道德混淆为强制性规范。

　　故而，推行道德价值，应该坚持教育和感化原则。如果相信每个人皆有理性思考的能力，那么在反复辩论批评的过程中，人们对美好道德是能够逐渐形成共识的，即这种教育、感化是有效的。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社会中的智识阶层予以正确引导。而对于公共性的败德行为，尽管在一些情形下是钻了法律的空子，有待法制继续完善，但这类行为其实是一种违反法律的行为，不可与个体的败德行为等同视之，对此，应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弥补法律漏洞来予以约束。

　　(作者为浙江大学(微博)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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