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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点并校10年考:校车事故频发加剧撤校质疑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3月02日 15:08   中国新闻周刊微博
教鹏焉小学的孩子们在操场活动。摄影/ 韦亮教鹏焉小学的孩子们在操场活动。摄影/ 韦亮
田家岔小学的学生在支教志愿者的指导下,进行绘画T 台秀,志愿者的到来,使学生们的课余生活丰富了许多。摄影/ 韦亮  田家岔小学的学生在支教志愿者的指导下,进行绘画T 台秀,志愿者的到来,使学生们的课余生活丰富了许多。摄影/ 韦亮
在教鹏焉小学宿舍内,领孩子来报到的家长给孩子整理床铺。摄影/ 韦亮 在教鹏焉小学宿舍内,领孩子来报到的家长给孩子整理床铺。摄影/ 韦亮

  “撤点并校”10年考

  2001年,为了优化中国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国务院出台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文件,该文件第十三条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表示要“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

  这一决定,在教育界被简称为“布局调整”,在民间,则被简称为“撤点并校”。初衷无疑是好的,一方面,部分农村学校的学生非常少,另一方面,相对贫乏的农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农村的很多小孩无法接受基本正常的教育。政策实施后,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起来,对于提高农村整体教育水平有显著作用。

  但与此同时,撤点并校也造成另外的后果——为了求学,学生们要背井离乡,家长们有时也要被迫陪读,因此产生部分学生的营养、心理、亲情、文化等问题,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些问题慢慢浮现。2011年末的几次重大校车事故,加剧了人们对“撤点并校”的质疑。

  《中国新闻周刊(微博)》选择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作为“撤点并校”政策的考察点,并不是因为它撤得多、并得快,而是因为,它是中国极普通的一个县,因此更有样本价值。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撤点并校”前后所发生的变化,也看到了“中国滋根”等公益组织的积极努力,以及政府和民间为解决现状的有益联合——正是这种联合,让人眼前一亮。

  10年,值得对一项公共政策的效果进行整体评估;10年,值得回头望一望, 我们已经走了多远;10年后,我们该总结既往经验,完善政策,让孩子们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撤点并校的十年

  城乡学校的布局调整进程就像一场百米竞赛,经历了起步、发动,并在十年后即将冲向终点。在这场竞赛中,有村民吃力跟上了队伍,贫困的村民终被抛弃。一份县人大调研报告将乡村教育的现状归结为:“城挤、乡弱、村空”

  本刊记者/陈薇(发自山西)

  凌晨六点半,天还黑着,在黄河边的山西省石楼县,田家岔村已经醒来。伴着鸡鸣狗叫,一台满载学生、顶上摞着行李的中巴车摇摇晃晃地开上村里土路。临行前,有学生家长特意点了一挂鞭炮,给开学第一天的孩子们讨个彩头。

  女生白婷婷也在车上。两个小时后,她将正式转学到距离县城更近的马村寄宿制小学。那里每天能吃上三顿饭,有单独的音乐体育老师,宿舍楼下还有饮水机——这在她之前的村庄小学里都是奢望。

  这个16岁的女生是主动要求转学的,“六年级了,村里的小学还在上五年级的英语”。

  2012年春季学期,田家岔小学将只剩下19名学生。十年来,随着石楼县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步伐,已有数千名像她一样的孩子选择离开村庄,前往学生更多、条件更好、离家也更远的其他中小学。

  撤点并校的开始

  从太原坐车,从高速路转到柏油路、石子路,看过满眼黄土、千沟万壑,四个多小时后,才到达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石楼县位于山西省西部,东依吕梁山,西濒黄河,因为自然条件恶劣,当地流传着“山山和尚头,坡坡鸡爪沟,种田难见苗,十亩一担挑”的顺口溜。

  散落在5700多条山沟里的500多个自然村里,曾经村村有小学。一孔土窑洞,一位高中毕业的民办教师,少则五六个、多则几十个学生,就是一个典型的村小。人们习惯性地把这种学校叫做“单人校”。

  将便宜的三合板涂了墨汁晒干,用作黑板;下雨时,从窑洞顶哗啦啦往下掉土块,“条件确实是差”,石楼县小蒜镇转角小学校长韩志勇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管理的一所村小有50多个孩子,夏天热得要将窗户卸下来,实在顾不上的时候,给一个年级上课时,就给其他学生每人发些小棍子,打发到窑洞外做算术、玩黄土。

  这些像撒出的胡椒粉一样分散在山沟里的村小,以乡镇为单位,统一归中心校管理。村小只有一至四年级,复式教学,教学质量依赖于老师的知识水平和责任心。五年级时,不同村落的孩子们便集中到乡镇的寄宿制小学,然后进入乡镇初中、县城高中。

  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下形成的、“村村办小学”的农村教育格局,进入21世纪后被打破。

  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13条规定,“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从此,石楼县撤点并校、布局调整的序幕缓缓拉开。

  起初,县教育局计划撤并15人以下的学校。然而,固守土地的村民们都不愿意放弃孩子在家门口上学的机会,强烈反对。撤并不得不放缓。在2001年后的两年内,实现撤并的学校大多是没有生源自行消失的,为数不多。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退耕还林等政策进行,2003年前后,石楼县政府制定了“撤乡并镇”“移民并村”的总体规划,要把散居在全县506个自然村的8.9万农业人口,集聚到“1城4镇82个中心村”来。

  那时,全县还有中小学365所,其中有近90个是不到10名学生的教学点。

  “移民并村,学校先行”,是石楼县教育体育局提出的一个口号。2004年,新建了中心小学的小蒜镇教鹏焉村成为全县第一个移民新村。教鹏焉本来只是位于一个三岔路口的山头,周围的三道山梁里分布着十多个自然村,新村建起后,附近教学点陆续撤并至教鹏焉小学。

  “客观地说,在2005年以前,以行政手段强行与老百姓意见对着干的情况,非常少,”石楼教育界人士郑化民如此评价,30年来,他做过教师、校长,后进入教育行政部门至退休。

  时代及政策的助推

  2005年10月,吕梁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的实施意见》。意见第一次将撤并标准做了规定,即“调整后保留小学的服务半径,沿川及公路沿线一般约为2公里,山区视具体情况可适当放宽”。

  这份文件还规划,到2007年,将全市中小学由现有的4762所撤并为3500所左右。到2010年,继续撤并为2500所左右。

  这些数字,在当年底发布的《吕梁市教育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中,继续精确为:“‘十一五’期间全市撤并规模小、条件差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2124所,薄弱初中123所,使全市小学数减少到2157所,初中撤并为213所。”

  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石楼县开始了大规模撤点并校。按学生报名人数,不到7人的学校便自然被撤。被撤校的村民,稍有财力的,直接带着孩子进县城陪读;经济不那么宽裕的,只好带着孩子转至各中心校寄宿,或是投亲靠友找出路。

  “我清楚记得,当时访问过一个家长。她老公长年在外面打工,对家庭不管不问,非常贫困。到9月2日的时候才知道学校没了,一下子蒙了。没钱坐班车,哭着带了三个孩子去小蒜镇上学。”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山西项目负责人刘磊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作为一家致力于改变中国乡村教育状况的公益性社会团体,他从2007年起便驻扎在石楼。

  学校的撤并,有的也很偶然。比如,一位六年级女生记得她所在的村小是这样被撤的:“一位跟着女老师住在学校里的女学生,出去时摔了一跤,摔成骨折。女老师赔了医药费,下学期就不愿意过来教书了。”

  白家山小学的命运则比较坎坷。

  先是因为代课老师甩手不干,公办教师不愿下乡,这所小学在还剩下16个学生时,在开学前几天被稀里糊涂地撤掉了;小学被撤并后,有位村民开着三轮车送儿子到另一所学校上学,不料路遇车祸,三轮车半路翻下山沟,村民下半身瘫痪——这起事故震动了整个村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白家山小学被撤半年后,又神奇地被恢复了;不过,它没有坚持多久,一年后,因生源过少被彻底关闭。

  “从2005年以后,时代发展的因素就很大了,”郑化民说。在石楼县,出去打工的父母多了,他们希望下一代分享更优质教育资源,开始主动将孩子带离农村,最终导致学校自然撤并。

  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同时,石楼县开始了学校寄宿制建设。2005年,石楼县所在的吕梁市开始“双百示范校”工程,即建设“条件达标、设施完备,师资配套、管理科学,质量优良、特色明显”的农村寄宿制小学和寄宿制初中各100所。

  2007年11月,马村明德学校接受了“双百示范校”的初验。结果通报中,市教育局肯定了“该校新建餐厅功能齐全,常规管理制度精细,后勤管理工作扎实”等诸多优点外,指明问题是:“学校厕所蹲位严重不足,学校没有大门,校园四通八达,可随意进出,存在安全隐患。”

  而石楼县参评的另外一所罗村小学,则“没有专门的操场,食品没有储藏室,存放于湿度较大的灶房,易发生变质”。

  在《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这份通报文件上,吕梁市的这些准“寄宿示范校”几乎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均存在问题,并被要求进行整改:如没有学生餐厅、楼梯没有扶手、甚至宿舍门内没有关扣,等等。

  马村明德九年一贯制学校仍是距离县城较近、寄宿条件较好的学校之一,包括田家岔村的白婷婷在内,不少非服务区的学生转入这所学校。它的学生数从2005年的217人激增至2008年的618人,非服务区学生也在3年内增加了100人。

  全县只留42所学校

  至2009年4月,《石楼县人民政府关于石楼县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规划的实施意见》文件发布时,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成果已卓有成效:全县已撤并了中小学218所,还有中小学131所。

  不过,这131所学校的大部分,还需要继续撤并,以达到“全县中小学布局调整后保留小学30所,普通初中4所,九年制学校6所,普通高中1所,职业教育中心1所,共42所”的目标。附录中,任务被以表格形式分解到各乡镇中心校,细致到2009年、2010年分别撤并哪几所,都做出详细规定。

  当这份规划被以“42所”的代号传开,就连一些教师、校长也暂时难以接受。虽然从2003至2009年,石楼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预计到2010年前后,仍有10000名左右的在校小学生。要在两年内将小学从100多所直接撤并至30所,步子似乎迈得太快了。

  然而,石楼中小学布局调整仍在加快节奏。

  一位中心校校长回忆,因为工作不得力,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另一名中心校校长被点名批评:“你这个校区还有8所,怎么还不撤啊?怎么撤得这么慢?”被批评的校长不敢怠慢,下一学期便撤掉5所,超计划完成。第二年,该中心校被授予“布局调整”工作目标单项考评先进学校。

  至此,石楼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已进展多年。一份来自石楼县人大2008年的调研报告,将全县教育流动的基本走向归纳为:乡村教育急剧衰退,城区教育迅速扩充,表现为“城挤、乡弱、村空”的基本现状。

  报告称,城区学校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及格率、优良率等参考系数上均是逐年稳步提高。

  然而农村学校则保持了条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不均的特点。其中,师资力量薄弱尤为突出。有的教师无教案、学生作业不批改。2009年,县教育体育局在检查工作中发现,不少农村小学生学过的生字不会认、学过的数学题不会做,当检查人员提出质疑时,教师的理由却是,学生是傻子、呆子。对此,这份以政府文件形式下发的检查结果通报中,少见地出现以下情绪化的句子:“一个老师只教几个学生,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可思议。”

  部分教师的教学标准也不高。一所单人校教师在手写的工作汇报中表示,自己将认真批改作业,“做到面批面改,如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一题一式。决不打大对号,批改作业一律用红笔,注明日期”

  有数据显示,城区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确实高于农村学生。2007-200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前者七年级校均分为72.39分,后者则仅为56.07分。

  这也使得部分没有被撤并学校的学生,自发地转向城区小学。2003年,石楼县教育体育局一位工作人员曾根据各年龄段儿童数量,推测出到2008-2009学年,城区小学在校生应为4300人,农村在校生应为7900人,也就是说,农村学生应该是城区学生的2倍。然而,现实情况完全相反。参加上述考试的,农村学生只达到城区学生的1/2。

  农村似乎是要被抛弃的

  到2011年9月,石楼全县中小学还有62所,但相差悬殊,城区最大的东风小学,已达29个班1688名学生;人数最少的西山中心校,11个班仅剩74名学生。

  一方面,农村中小学的学生还在继续流失。如罗村中学,2005年小学升初中报名人数为207人,三年后,初中毕业生数仅为45人。这些流失的学生,有的转入城区中学,有的失学种地或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县城里租房陪读的家长还在增加。他们的考虑简单直接:到乡里陪读,还不如直接到县城;两个孩子寄宿,还不如租房同住。一口窑洞月租150元,加上水电、面菜等生活杂费,每年开销达5000元以上。

  有时,陪读需要付出更多。进城后,有孩子学会了网络游戏,成绩反而下降;有妈妈发展出婚外情,最终离了婚;村里的地没有收成,老人生病没人照顾,陪读家长戏称为 “四个荒了”:孩子荒了,婆姨荒了,土地荒了,老人荒了。

  尽管如此,村民们离开家乡、为儿孙创造更美好未来的愿望还是日益增长,大家渐渐明白,即使是被保留的42所学校,也可能因为没有学生报名而自然撤并。就连校长也不知道自己的学校还可以支撑多久。韩志勇估计,转角小学消失的时间是“三年之外、五年之内”;被公认为寄宿条件较好的马村明德学校,校长郝彦平也在暗暗担心,生源会被条件更好的县城学校抢走。

  对未来的不安情绪与危机感,弥漫于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者中。郑化民形容,“这就好比有一个老人,大家都知道他要死了,但又不能把他掐死,那么就给他输液维持,等着,维持到哪一天算哪一天。”

  时至今日,布局调整进程就像一场百米竞赛,经历了起步、加速后,似乎没有人能掌握它的速度。在这场竞赛中,有村民吃力跟上了队伍,而贫困的村民终被抛弃。那些走不出农村、走不进城镇的农民,不得不继续挣扎在大山的褶皱之中。

  2010年10月,来到石楼调研的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余凯,打算前往一个2里地外的村庄。在半个小时的山路上,他接连看见四五处被弃的房子;有的村里,卫生室只是一个营业的药店,村委会甚至没有办公的地方;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广播站和电影放映几乎消失。

  他发现,越偏远的村落,生活成本越高,公共服务更少。比如,政府在人畜吃水工程修好以后将维护工作承包给个人,出现问题,承包方会通过水费涨价来回收维修费,因此,有的村自来水费是每吨3元,有的村则是8元。

  那些利用扶贫资金新修或扩建的农村小学,有的一天也没有使用过,有的成了仓库间、养鸡场,更多的是空置、废弃。

  “随着撤点并校和移民并村进程的发展,农村人口向中心城镇集中居住的趋势进一步明显,留守在自然村落的人生活境遇进一步恶化,暂时被保留的教学点的教学状况更加令人担忧。”余凯在调研报告中这样总结,“目前的移民并村和撤点并校政策显然无意于也不利于稳定农村人口,农村的空心化趋势还会持续。”

  “每个人好像都认为,农村是要被抛弃的。从长期的时代发展来看,布局调整、提高教育质量是好的;但是,这其中付出代价的小部分农民,是让人心酸的,”郑化民说。作为一名乡村摄影爱好者,他开始为农民与窑洞拍摄留存影像。

  进入2010年,石楼县政府决定,今后三年每年增加教育投资1000万元——这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并不容易。对寄宿制学校的改造与建设正在进行,6所九年一贯制寄宿学校成为建设重点,另外,由于学校距离大多数学生居住地遥远,以及校车事故频发,幼儿生的就近入学问题也开始被关注。

  2012年寒假,参加石楼教育工作会议的中心校长们发现,领导们不再催促布局调整了,在上年度工作目标考评中,“布局调整”这一单项也不见了。

  今年1月20日,国家教育部同样发布了《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关于布局调整,用词变得谨慎,即“坚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审慎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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