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里纵有千百件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校车安全问题也绝不会被淹没。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微博)甚至没等到3月，就早早在微博上公布了自己今年的提案之一——校车安全。

　　这个全国顶级财税专家长期研究国家的大钱袋子怎么收、怎么花。对于校车经费，他明确表示国家“不差钱”。他算账说，除了财政资金，还有外汇储备，“应在一个周全合理的‘顶层规划’之下，分若干批次几年到位。”

　　这不是财政部的声音，却让长期关注校车安全的代表和委员们格外振奋。

　　今天中午，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微博)和全国政协委员温思美走进中国青年报社、中青在线(微博)和新浪网的演播室。他们的共识是，校车安全立法不能回避经费问题。

　　周洪宇关注校车安全已有3年。最早触动他的是，2010年年底，湖南省衡南县一辆三轮车改造的校车坠河事故。2011年两会，他把这个想法写进了自己的议案。

　　2011年10月20日，周洪宇收到了教育部对这份议案的回复意见。在介绍完目前开展的工作后，复函指出，财政投入不足是难以开展校车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在全国范围内为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儿童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元的预算，且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元，总共需要4500亿元的投入。

　　当年同样以校车为提案的温思美也收到了同样的复函。“4月教育部答复的意见，一共5页纸6个方面。我是11月17日收到的。”

　　温思美收到复函的前一天，2011年11月16日，甘肃正宁发生校车事故。

　　捧着这份介绍成绩和经费困难的复函，看着网上和电视里挥之不去的事故现场，温思美感到，“很悲哀”。

　　他们都注意到，这份复函是由教育部发出的。周洪宇说，这让他很意外，“涉及钱，主要应由财政部门发言，而不应由钱上有难处的部门表态。”

　　等不来钱款的落实，纵有严格的技术规范、国际化品质的校车，孩子们还得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选一条能负担的路去上学。数字显示，目前全国符合标准的校车只有2.9万辆，仅占接送中小学生和幼儿车辆的10.32%。近5年校车事故死亡学生中的74%为农村学生。

　　甘肃校车事故，是一个偶然的悲剧，也是一个必然的概率。

　　在震惊、心痛，还有一丝失望后，周洪宇马上组织湖北省学者团队，进行了新一轮更系统的研究和调研。他们计划着，就在2012年两会上，正式向全国人大提交他们起草的校车管理条例，“一定要以立法的高度，切实解决校车安全问题。”

　　顶层的反应似乎更快。2011年11月27日，温家宝总理表态：“我要求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

　　有人问周洪宇，国务院法制办的校车条例就要出台了，我们还有没有必要搞？

　　这个平时温和的学者当即反问，怎么无用？国家有国家的角度，民间有民间的角度，是互补的。

　　此后，湖北省的学者干脆放弃节假日，再分为两个班次，连轴转地研究校车立法工作。

　　角度的不同很快显现出来。

　　2011年12月11日公布的《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对校车经费来源、运营模式只作了原则规定。

　　多名参与征求意见的人士记得，经费和运营模式问题，是各方争执不下的焦点。没有人能在短时间内，给出一个让各方满意的方案。

　　湖北的学者也在经费问题上“把握不准”。为此，他们又去基层调研，到武汉，到广州，发现“情况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运营模式就更为多样化。

　　什么是最优、最可行的办法？答案还没有出来，2011年12月12日，江苏丰县再次发生校车事故。

　　这一次，经费问题成了更多人心里的痛。很多人问，国家为什么不能出钱买校车？

　　周洪宇从2003年起建议义务教育免费，被称为“周免费”代表。他发现，只要涉及钱的问题，就必须考虑用什么样的标准去测算，算清钱从何来，用于哪去，以及如何使用。如果不把这些做到位，建议就只是一些空话，“没有哪个部门会理你。”

　　温思美也提出，筹措解决校车安全的经费投入方面，显然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存在单一的渠道。多级分摊的经费筹措模式是较为理性和现实的。“不解决经费问题，就不可能真正避免悲剧一再发生。”

　　今年两会，周洪宇最终带来了7章50条的校车安全条例“专家建议稿”，在此稿第一章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段：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做好学校设置规划，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或者在寄宿制学校入学。同时，发展公共交通，为需要乘车上下学的学生提供方便，减少交通风险。

　　对难以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或者在寄宿制学校入学的农村地区和城郊地区，学生居住地距离学校超过法定距离的，政府有义务提供校车服务。同时，对于其他因故需要校车服务的地区，政府也应支持校车服务。

　　校车所需的财政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一定比例分担，多方筹措。原则上，东部发达地区，中央承担30%，地方承担70%；中部一般发达地方，中央与地方各自承担50%；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央承担70%，地方承担30%。具体细则，由中央与地方协商后再定。

　　这些段落里，凝聚着人们的努力和期待。周洪宇说，“含金量高的好政策，比金子的分量更重。”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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