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混，迟早要还。”13岁的晓彤，盗窃时被当场抓获，面对警方审问，他撂下一句冷冰冰的话。

　　据调查，像晓彤这样的“问题少年”在国内不在少数，而且逐年上升。他们通过或松散或严密的组织，制定帮规，建造起属于自己的袖珍的“少年江湖”。

　　他们大多是在校的初、高中生，意外地闯入“江湖”，不时地制造麻烦甚至“血雨腥风”，现实行为与年龄和天性极不相符。

　　为何他们会走上迥异于同龄人的道路？记者走访了当事人、学校和专家等，希望探讨其中缘由。

　　在家里，缺爱变成“混混”

　　家庭是青少年活动时间最长、受影响最深的地方，“家庭关系不好和家庭教育不当是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研究部部长牛凯总结道。

　　2010年，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撰写的《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家庭关系差”是导致未成年犯不良行为并走向犯罪的主要原因，占21.58%。“家庭残缺”占17.79%，“家庭经济困难”占15.18%，“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占10.66%。

　　据统计，留守儿童、离异和单亲家庭未成年人、闲散青少年等人群，总体上犯罪率比较高。特别是在广东、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外来流动青少年犯罪占80%以上。

　　2010年12月1日，广西博白县城警方抓获一个绰号为“十三省”的少年犯罪团伙。这个团伙由13个孩子组成，年纪最小的8岁，最大的13岁，他们全部是被亲人遗弃而流浪街头的孩子。

　　在记者的采访对象中，因家庭问题走上“江湖”道路的少年不在少数。广州某工读学校教师景欣表示，该学校大部分学生的家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有的学生见到家长来，立马换成小混混的坐姿，冷漠、耍酷，家长则在一旁端茶倒水、问这问那，小媳妇似地伺候着，这样的家庭就有问题。”

　　李亮(化名)由目不识丁的奶奶带大，父亲在他3岁时因吸毒坐牢，父母离婚后，母亲再也没有出现过。从六年级开始，李亮开始频繁地接触“帮派”成员。初一那年，李亮认识了校外的“大哥”，在“大哥”的扶持下，他做上了学校“大佬”，同时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李亮的“大哥”是贩毒分子，李亮的任务是帮“大哥”在学校周边和夜店销售摇头丸、K粉等。2011年底，李亮被捕。

　　在学校，冷暴力逼入“帮派”

　　除了家庭之外，孩子接触最多的是学校。

　　据《报告》显示：未成年犯在学校与同学关系方面，有30.1%的未成年犯选择“受到歧视”。在受歧视原因中，分别有38.78%和31.86%的未成年犯选择“学习成绩不好”和“家庭贫困”，其次是“同学欺负”与“父母离异”。

　　北师大(微博)心理学院副教授林丹华认为，不被同伴接纳甚至被同伴嘲笑，会造成心理上深层次的伤害，比一记耳光带来的负面作用更大。而老师的“冷暴力”则将这群孩子推向更无情的深渊。

　　广州海珠区初三学生杨清告诉记者，以前班里有几个在“帮派”混的男孩，学习成绩在班里倒数。自己当班长时，一旦与他们发生冲突，老师经常会不问缘由地站在他这边。“老师还会在最后几排、靠墙的位置给他们安排‘专座’，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上课不许讲话，上课时也极少让他们回答问题。”杨清说。

　　一些“江湖少年”还向记者透露，不少老师看重学习成绩，不愿意多花时间在他们“这种人”身上。被老师冷落、训斥或区别对待是常有的事，还有老师不想他们来学校，怕给班级抹黑、拉分、拖后腿。

　　“当下有的学校并没能给予学生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律师郝劲松分析学生走进“帮派”的原因。“孩子之所以与不良青少年走在一起，因为学校没有给予适当的关心，发生恶劣事件时没有及时地发现、遏制。学校在管理上存在缺陷，不能有效地保护学生安全。”

　　在记者的采访对象中，不少“江湖少年”因为不堪受欺负而选择加入“帮派”寻求庇护———从一名受害者转变成一名加害方，逐步走向犯罪的边缘。

　　采访中，山西省临汾市一名曾是“帮派马仔”的高二学生小东讲述了他的心酸与无奈。

　　2011年，小东去离家5里的镇上唯一的一所初中寄宿读书，有一些不认识的外班学生来索要饭票，小东不以为意。

　　不久，几位玩伴就因为“惹事”加入到学校很知名的“帮派”中，找小东的人也变本加厉，不仅索要饭票，还要钱，不给就一顿暴打。“我那时不想加入‘帮派’，所以挨打的次数比我吃饭的次数还多。”小东说。

　　小东找过老师，但老师也不敢管。最终，小东不得不在同村好友的介绍下进入学校一个“帮派”寻求庇护。

　　入社会，暴力色情诱导犯罪

　　“江湖少年”平时的业余生活主要是上网聊天、玩游戏、和“帮派”里的兄弟们一起玩、看电视等。而网络等社会媒介中的暴力、黄色淫秽信息，对他们犯罪起到了明显的诱导作用。

　　北京大学(微博)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微博)认为，青少年犯罪之所以频发，主要归咎于媒体和影视。电视、电影在一些刑事犯罪案件的报道或场景中，过于细致地阐述犯罪分子的作案细节，并附上一些血腥的照片，在某种程度上给潜在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活生生的教程。正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模仿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致使他们形成了有组织、专业化的犯罪。同时，警匪片、黑帮片里充斥着暴力和血腥，对青少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误导和负面影响。

　　这一观点与《报告》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未成年犯收看的电视节目的调查结果显示：“武打片”和“警匪片”分别占65.96%和51.85%，时政新闻、知识类节目的比例在所有选项中排名倒数。

　　2010年5月至2011年3月，重庆市荣昌县16岁的叶某和17岁的王某模仿港台影视剧中的古惑仔，盗窃20余次，仅图刺激好玩。

　　2010年8月，昆明警方摧毁了“洪兴帮”，抓获以张晓东为首的涉案犯罪嫌疑人61人。据了解，“洪兴帮大哥”张晓东绰号“山鸡”，因痴迷电影《古惑仔》中的江湖情义，模仿其组织结构组建了“洪兴帮”，并不断吸纳成员，多为80后，还有不少学生。

　　《报告》的调研结果同时表明，80%的未成年人犯罪与网络有关。

　　2011年4月，一个专门抢劫赌博游戏室里赌客的抢劫团伙在南宁落网。该团伙以17岁的“老大”黄某为核心成员，其他成员都是16岁到23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共同爱好是玩网络游戏“穿越火线”。不愿工作，又沉迷网络游戏，他们决定由“老大”带领一起去抢劫。

　　无独有偶。2012年2月17日深夜10时至次日凌晨6时，南京街头连续4名无辜路人被15名16岁至18岁的青少年围住群攻，被打受伤。这群少年无端打人的理由竟是：他们只是在玩“暴打路人甲”的游戏。

　　那些年，

　　他习惯了偷盗

　　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蛋，一双高度数的镜片背后，是两只带着笑的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走在记者后面的徐刚(化名)看起来是一个“好学生”。实际上，课堂上的他确实如此，并深得老师们的喜欢。但在课堂之外，如今“金盆洗手”的他曾是江湖上有名的“神偷”。

　　徐刚说，他的爸爸是搞运输的，妈妈在医药公司工作，“我们家根本不缺钱”。

　　事情缘于小学一年级的一天，同学们都出教室玩了，徐刚趁机拿走了一个同学桌子里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已经忘了”。徐刚紧张得要死，同时觉得很刺激。尤其是后来同学发现丢了东西到处问，他更是觉得刺激得不得了。“最后他们也没发现是我偷的”。

　　“我喜欢偷东西，不是因为有多大的物质欲望，而是喜欢偷东西的刺激感，那种提心吊胆、精神高度集中、提着心走路的感觉。”

　　因为偷东西，徐刚经常被爸爸打，“每次都往死里招呼。有一次他又来打我，我就拎了一把菜刀冲他去了，他吓跑了。后来他说，我当时的眼神真的很吓人，他很怕我真的会砍死他。从那往后，我什么都不怕了，只是觉得有些孤独。”徐刚说。

　　后来迷上网络常去网吧之后，徐刚认识了一些“同道中人”并一起作案。“我们各有分工，由一个人先偷一点试试对方的监控系统，发现只是摆设后才会大规模行动。偷的钱大家花，很多都用来上网。”

　　一个冬夜，徐刚想打边炉，他们把手伸向了广州白云区某著名超市。“那晚我们几个人连续去了那个超市三次，偷了好几百块钱的东西，全是‘打边炉’吃的，一次都没有被发现。那晚超级兴奋，离开超市后，我们见一家店就进去偷一家，偷的全是吃的，一条街下来，一连偷了7家店。”徐刚颇为自豪。

　　2011年下半年，在偷一个小卖部钱的时候，徐刚被监控录像拍到并因此受到惩罚。从此以后，他决定“金盆洗手”，再也没有偷过。

　　有些事，

　　家长并不知情

　　龙祥(化名)是广州番禺某中学学生，耳闻目睹了不少校园“帮派”的事。他说，很多学校老师都清楚这些，但很多家长并不知情。

　　羊城晚报：校园里真的有“帮派”吗？

　　龙祥：我读书的学校管得很严，好像没有。我知道其他学校很多都有(接下来，他说了三所学校的名字)。我们称那些加入“帮派”的人是“有料”。很多加入“帮派”的都是在学校做“大佬”的。

　　羊城晚报：为什么要加入？

　　龙祥：一般都是怕人欺负或想欺负别人的才加入。

　　羊城晚报：学校里的“帮派”成员都是学生吗？

　　龙祥：学校里面的都是学生组成的。但是你“没料”，别人肯定不听你的，于是肯定要和外面人有关系。

　　羊城晚报：“有料”是什么含义？

　　龙祥：主要是指学校外面有帮派的人罩，如果敢惹他，他自己不能摆平的，可以找外面的人解决。或者有家庭背景，比如父母或祖父母有权势或财力雄厚，社会关系网强大之类的。

　　羊城晚报：如何知道哪些学生是混“帮派”的？

　　龙祥：学校里混的人都比较好认，经常拉帮结派，经常去夜店酒吧，惹到了就比较麻烦。

　　羊城晚报：有什么麻烦？

　　龙祥：如果自己不认识人也就是没人罩，就会被打。如果认识一些人，就会比各自的后台，这样一般就打不起来了，因为会变成学校外面的争斗。中学生还是比较胆小的，欺软怕硬，主要吓吓别人。比较会打架的都会被外面帮派招为打手。

　　羊城晚报：如果不愿参加“帮派”会怎样？

　　龙祥：其实要人参加只是向他要保护费的一个借口，因为参加了，你就跑不掉了，不加入就肯定会受欺负啦。不过这些都是学校内的“帮派”做的，外面的不会直接参与，这里有个等级关系。一般学生宁愿多给点钱，然后不参加，我是说那些单纯学习的学生。

　　羊城晚报：这钱一般怎么个给法？

　　龙祥：很多人宁愿一次多给点，让“帮派”别来纠缠他，但是有些人被盯上了，那些人就会强迫他加入，就会经常找他要，每个学校情况都不太一样。

　　校园里，

　　那些“江湖人物”

　　在“少年帮派”文化中，存在着类似成年江湖的“大哥”、“军师”、“小弟”等角色。

　　大哥

　　不少少年将“大哥”这一称呼冠在校园“帮派”带头人头上，有些“帮派”的加入还要以服从、孝敬“大哥”为前提。以往，少年“帮派”大哥常为20岁至30岁的成年人，近年日益低龄化，14岁以下的“少年大哥”频现……

　　今年20岁的朱海平已离校多年，当年在学校曾是有名的“大哥”。“朱海平没学过什么功夫，但别人就是打不赢他。”后来，一些受欺负的同学为了寻求“保护”，主动跟随朱海平，并称他为“大哥”。

　　不过，这种“推举大哥”的方式在少年“帮派”中并不多见，更多的是通过PK当上“大哥”。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学生“帮派”甚至涉及犯罪的少年团伙，“大哥”存在的最重要“价值”是制定帮规和执行帮规。曾因砍杀违反帮规成员而被捕的江西少年曹冬，便是其中的典型。

　　“大哥”的另一个“功能”是开会。曾参加广州越秀区某少年“帮派”的李龙(化名)告诉记者，“帮派”每周都要开会，“大哥”主持会议，一般选择周六、周日，主要内容是清点人员和收取会费。

　　“大哥”离开学校后，一般就会离开“帮派”，开始新生活。朱海平现在彻底脱离了原来的“小弟”们，在广州越秀区开了一家服装批发店。但也有不幸的“大哥”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军师

　　“军师”专门负责出谋划策。这些计策可能是恶作剧，也可能涉及违法犯罪。他们是“大哥”身边的红人，是马仔们的偶像。他们不亲自参与行动，不会出现在行动现场，但其制定的“计划”却关乎整个行动的成败。

　　“军师”因城府较深且藏于幕后并不很好找，广州新穗学校教务主任邱华说，他在十余年的特殊教育教学中只接触过一两个，其中印象中最深的是晓胜(化名)。2011年，因参与“帮派”活动，晓胜被家长转到新穗学校就读。邱华说，晓胜到学校后极少说话，各方面表现正常，唯一让大家不解的是从来不愿意和同学一起洗澡。有一天，几个调皮的学生偷看晓胜洗澡，被他狠狠揍了一顿。

　　“晓胜给我看他的后背，一条刀疤从右上肩划到左下腰，刀口很深，像条巨大的蜈蚣爬在他背上……”邱华回忆说。

　　邱华说，晓胜曾经策划了一场“摆场”，对方损失惨重，并认定晓胜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对方“大哥”放话要晓胜的命。晓胜的家人为此搬了家，但对方随后找到了他，并用长刀将他砍伤。于是再搬家，再转学，再被发现，如此循环，直到入读新穗学校才暂时稳定。

　　小弟

　　“小弟”是跟着“大哥”混的，为数众多。在懵懂的年纪，为了寻找玩伴、获得安全感，或在香港古惑仔电影中受到“启发”想在“江湖”中一试身手，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加入了所谓的“少年帮派”。

　　有些“小弟”的特点就是能打。

　　16岁的刘杰(化名)一米七多的个子，精瘦，让人感觉到气势不一般。刘杰说，他从小在广州白云区的城中村长大。刚上初一时，经常被不良少年欺负，后来开始和村里的人一起练习咏春拳。慢慢地刘杰有了报复心理，找那些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算账。“打到没有人再敢打我，最后所有曾经欺负我的学生都怕我了。”

　　能打的刘杰后来加入了一个所谓“帮派”，每次“摆场”时，他都带一群“小弟”。“一般都是先谈，谈不拢就打。几乎没有谈拢的时候，所以每次都是打。我受伤最严重的一次是拳头骨折了，因为打到对方牙齿，把他的牙齿打脱落了。” 刘杰说。

　　有些“小弟”要交保护费。刘杰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帮派”，“小弟”每个月至少交保护费50元。

　　“小弟”们很少能见到“大哥”，曾在广州越秀区某中学就读的陈平(化名)说，他在“帮派”两年时间里，只见过“大哥”一次。(鲁钇山、孙朝方、武丽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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