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备受关注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日前颁布施行，条例明确规定校车享有路上“优先权”，对校车服务对象范围、校车驾驶人条件、校车准入条件等作出规定，还就超载等违法行为专章规定了责任条款。 

　　这部行政法规的急速出台，可谓是在血的教训催促下完成的，它凝聚了现代政府提供公共安全服务的价值理念，更寄托了全社会对中小学生安全权利保护的殷切期许。虽然是急速立法，但起草部门比较充分地吸收了民间意见，一些规定较好地回应了民众的诉求。 

　　将校车安全纳入法治轨道，依法化解儿童上学放学途中的交通风险，首要的条件是立法本身必须科学、细致、具有可操作性。从内容上看，条例在责任设定上较为全面，尤其是强化了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职责，明确了教育、公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明晰了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责任划分，并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加强对校车使用的源头治理。从操作性上看，立法对超载行为进行了彻底否决，对载有学生的校车行驶速度也作了具体限定，同时对法律责任进行了细致区分，这些都为日后的执法奠定了良好的规范基础。 

　　当然，条例不可能解决校车安全的所有问题，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例如条例规定：支持校车服务所需的财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类似这些具体的操作性规程看似细小，实则关涉到利益的分配，因而尚待政府部门出台配套规定，本着立法的目的和精神公平合理地予以分配。 

　　科学立法只是构筑儿童上学安全通道的基础性工序，良好法治秩序的形成，最终还依赖于对法规制度的严格执行，缺乏权威性的执法就很难达到立法当初所设想的秩序目标。生活中多次发生的恶性校车事故，不止一次地暴露出社会治理的一些痼疾，地方层面的校车监管如何防止漏洞百出，条例中对校车赋予的优先权如何得到有效保障，对失职渎职和违法行为如何进行严密无疏漏的监管和追究，这些都考验着行政系统的执法能力，同时也考验着社会大众的公民素质。 

　　科学立法只是构筑儿童上学安全通道的基础性工序，良好法治秩序的形成，最终还依赖于对法规制度的严格执行，缺乏权威性的执法就很难达到立法当初所设想的秩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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