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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国际学校调查

　　《凤凰周刊》2013年14期 《凤凰周刊》 王衍

　　结束了在美国的7年打拼，来自中国的阿迪夫妇刚回国就头疼不已——眼瞅着女儿到了入学年龄，选择一所称心如意的学校成为摆在两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回想咱们18岁之前在中国读书的经历，总的感觉是学的大多没用，有用的大多没学。”踌躇之间，“海归”圈内流行的国际学校引起他们的关注。

　　作为全球化的产物，国际学校在中国的发展演变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成熟。在中国大陆，目前国际学校大致分为使馆学校、外资或民办国际学校、公立学校国际部等，多采用国外教学体系，英语或其他非汉语语种授课，以招收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和外企外籍人员子女为主，近年来在北上广和东南沿海城市较为常见。

　　近几年来中国“海归”人数逐年递增，据官方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各类留学[微博]归国人数首破10万人，2010年为13.48万人，2011年为18.62万人。对于其中不少“海归”父母来说，归国后却面临着另一场无解的难题。究竟国际学校这堵围墙内是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学习使得中国家长[微博]面对国际学校的大门不惜“创造条件也要上”？苦心费力的诸多准备又是否值得？

　　“100万，与其买房不如买教育”

　　每逢冬季报名期，国际学校这堵墙外有着避不开的热闹。跃跃欲试的家长们如今已转战网络论坛，作为新手，讨教经验成为阿迪夫妇近日的必修课。

　　不久前，与之相关的论坛上有网友公布了一张北京国际学校天价学费的清单，一石激起千层浪。根据这份清单，国际学校每年平均费用为小学部16万元人民币，初中部18万元，高中部20万元，累计超过100万元。一些中国家长抱怨学费以每年10%-20%速度增长的同时，更多的家长表现为蠢蠢欲动，“与其买一套百万的房子，不如给孩子买一个百万的优质教育！”

　　阿迪夫妇也认同这种理念，但是眼前报名热、入学难的状况却让人望而却步。

　　为保证小班教学，部分学校实行等位制，有家长抱怨孩子的名字已在等位名单上徘徊了半年之久，却仍在200-300人次之间浮动。为了增加入学可能性，临近冬季考试期间，有家长还为孩子报名国际课程寒假补习班。这并非个案，为期15天的补习班，不少非北京本地的学生也纷至沓来。此时，全国各地的家长会伴着春运回潮，各显神通提前入京“卧槽”——为了避免2-4月份考试期间各大国际学校周围酒店爆满的窘境，提前入京租房也成为经验之谈。

　　虽然家住北京，女儿英语水平也不错，但是面对全国范围的竞争，阿迪夫妇仍感到火烧眉毛。整理出眼前20余 所在京国际学校的名单后，夫妇俩发现除了短期准备外，还需一项长期准备——申请外国国籍或港澳籍。网上还出现针对这类情况的移民[微博]指南，告诉中国大陆籍家长 如何通过购买或申请一个第三国身份(国外身份证)来为孩子取得外籍学生身份，例如购买瓦努阿图(澳洲岛国)身份或者冈比亚(非洲西部沿海国家)身份。

　　然而，即便如此处心积虑也未必能如愿以偿。阿迪注意到，一位赴美产子的妈妈回国后就开始咨询享有盛名的北京顺义国际学校，结果却发现美国籍的孩子不够格，“学校规定必须父母双方至少一方为外国国籍，只有宝宝为美国籍也不行”。同时，招生要求也越来越详细，譬如父母是工作签证，孩子签证为随签家属，签出地为北京。

　　此外，语言要求作为入学的硬门槛，令不少家长大伤脑经。一位从上海迁至北京的家长对一年前孩子入学失利耿耿于怀，校方起初以孩子此前就读双语幼儿园为由拒绝其报名申请，后承认其通过上海美国学校考试的英语水平，“最后还是说定下来的事情不好改”，只好作罢。

　　“每年7万的学费却用来玩耍”

　　坐落在朝阳区CBD商圈的北京乐成国际学校，号称是京城“最大的、设施条件最好”的国际学校之一。某天上午的第一节课，学校体育馆内传来欢悦的打闹声。室内网球场内，小学部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正进行“老少2人组合”比赛。这时，金发蓝眸的美国籍学生丹尼觉察到门口进来一位熟人，立刻奔跑过来扑倒在她身上。这位俯身将孩子抱起的女士是小学部校长朱莉·劳顿(Julie Lawton)，由于小学部所有学生入学都需要她亲自面试，所以大多数学生都与她十分亲密。

　　这样的老少组合教学是朱莉特意安排的课程，“大孩子需要学会照顾小孩子，这会让人懂得如何去分享”。在体育馆另一角的游泳馆则雾气缭绕——在这里，游泳课是每一个小学生的必修课。

　　不远处的小学部教学楼内，则是另一番“玩闹”景象。走廊上，十几个小脑袋排坐在长凳上，抬头望着正在读课本的老师；而在108平方米的教室内，各色头发的孩子们围着老师席地而坐。在幼儿部的教室内，5岁的孩子拿着iPad随手拍照。为顺应小朋友好动的特征，每个教室门口均设计了一米高的墙洞，供孩子玩耍。

　　不过，由于近年来学费“飙升”，有家长对“每年缴纳7万元的幼儿园学费，孩子却只来玩耍”以及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无课后作业等情况提出质疑。对此，朱莉解释说，“让孩子在玩耍中学习很重要。”

　　“自信”是她在介绍教学经验时最常提到的词汇。而为了让学生自信，课堂上最常用的手法是给予每一个学生参与教学的机会。小学二年级的英文课上，需要学习的单词不是被写在黑板上等待被抄记，而是在分组圆桌的卡片上。比如学习喜怒哀乐等词汇时，学生每6人为一个小组，将卡片上的单词与卡通熊的表情进行配对。老师在各组之间来回穿梭，并不干涉学生们的讨论。在四年级的数学课堂上，为给予更多学生课堂互动，老师请每位学生先后抽取其手中的扑克牌进行随机抽数，然后再进行组数抢答。

　　最重要的不是学到什么，而是如何学习——这一点不仅是朱莉一人的教学理念，也贯穿在了整个教学系统。十年级复杂的公式和繁杂的数字演算过程被学生手中的计算器所取代，数学老师戴维(David Nguyen)更愿意多花时间让学生了解公式的使用方法。

　　“请判断以下数据的正确性：1.麦当劳的牛肉是100%牛肉。2.2005年北京乐成国际学校的升学率是100%。”望着黑板上的问题，不少学生的额头上开始拧起疙瘩。

　　“让我来点提醒，比如‘100%牛肉’是一家公司的名字……”戴维有些坏笑着解释，“而2005年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学生……”话音刚落，学生们恍然大悟。他清了清嗓子说：“数学是数据的基础，但不要盲目相信你们从媒体或报告上所读到的数据，要对数据的真实性多动动脑子。”

　　“小小联合国”的国际航线

　　由于乐成国际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色人种和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常被誉为“小小联合国”。

　　“小小联合国”中学部走廊的信息栏上，各类校内外课外活动、奖学金申请事宜、慈善募捐等海报琳琅满目。英国著名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刚刚做完关于保护动物的科普演讲，12月圣诞节前的义卖活动又将拉开序幕。毕业于这所学校的中国籍学生薛冠晨曾回忆，中学时期课堂学习的最大“敌人”其实是接连不断的社交活动。此外，学校IB课程体系对课外活动分数的要求也让学生们不敢怠慢，“学习如何利用课外时间成为一门不可或缺的技术”。

　　作为学校环保小组的“资深财务官”，薛冠晨用“痛定思痛”来形容在面临紧张的学业时赴泰国参加“环球问题讨论会”的艰难抉择；而飞国际航线在国际学校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公事”，薛冠晨也用“不虚此行”来描述国际交流带给她的意义。

　　在曼谷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来自各国国际学校的师生对于饥荒、人口贩卖、环境保护等议题让她大开眼界。“‘你值多少钱？’这样的问题给人当头一棒，原来全球的人口贩卖问题如此严重。”在感叹其他同学精彩演讲的同时，薛冠晨也为自己小组设备出错，使得展示不近如人意而懊恼不已。

　　在2012年上半学期，八年级学生杰克在赴蒙古国2周后，带回来的纪录片作业让人文课老师马克(Mark Lombardo)印象深刻——蒙古包、蒙古族服装从摇摇晃晃的镜头中闪过，在蒙古草原的篝火画面中，出现了画外配音，“在这次旅程中，我们发现他们的民族正在面临着自然环境恶化、民族文明受到工业化冲击等问题……”

　　马克表示：“我们对报告的形式不作要求，因为学生们一定有自己不同形式的感悟，文字、影片都可以上交。”

　　每年寒暑假期间，回国休假、出国旅行、去国外大学学习参观等一系列活动使得国际学校学生的国际航线更加繁忙。正就读11年级的许筱艺已经利用暑假时间游历过20多个国家和10多个中国城市，随着毕业会考临近，这两年她正忙着参加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暑假课程。

　　出国跳板与中文软肋

　　为遵循平等化、地缘化的办学原则，乐成国际学校在建校时就将中国大陆籍学生招收在内，只是按照招生规定，其比例不可超过学生总数的24%。但是对于中国家庭来说，无论选择哪一所国际学校，孩子的目的往往趋同——出国读书。

　　2005年后，随着出国热潮的进一步升温，国际学校被不少中国家长视为一块出国“跳板”。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就读国际学校的同时，学生也要放弃中国学籍。但是，国际学校在毕业阶段的学习并不比国内公立高中轻松。“高中的最后两年为DP课程阶段，学生的任务非常繁重。”DP课程专员尼克(Nick Daniel)在高中文学课教学的同时，也要兼顾为学生申请海外学校的工作。

　　在这个非常时期，学生既要准备毕业考试，也要准备SAT、托福[微博]、雅思[微博]等各种语言考试和申请大学的材料，“这时我们不得不催着学生学习，这一点与中国高考[微博]前很像。”

　　尼克曾经反复劝阻让孩子在课后上国际课程辅导课的家长，但是收效甚微。作为国内目前最大的国际课程辅导机构，“汉通洋高考”在2012年底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超过50名，且大多以中国籍学生为主。该机构谭老师向记者解释，“中国学生总是追求更好。”

　　但毕业和大学申请并非只看分数。小论文的写作既是学生们的难题，也是申请大学材料中的重量级砝码。

　　下午3点半放学后，刚从北京一所知名公立高中转学到乐成不久的萧晨在图书馆一筹莫展，原因是物理老师建议其小论文选择分析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并要从从未涉及的角度来完成。而另一位已经从该校顺利毕业的学生罗倩也经历过依靠实地调查完成论文的痛苦。当年所写的关于中国农村妇女调查的文章历时2周。17岁的她拿着调查问卷在北京的某家政中心反复碰壁。“一看来调查的是个小丫头，回答这些问题又能怎么样？又不能解决！”罗倩的母亲理解别人避而不答的原因。但是接下来三天，女儿每天放学后都泡在这所家政中心，决心要混个“脸熟”，终于使调查有了眉目。幸运的是，后来这篇文章被英国和香港的多所大学看重，罗倩也收到多份录取通知书。

　　与国外课程体系接轨、专聘留学申请教师，这些优势让中国家长对国际学校的好感度逐步加深。据北京乐成国际学校工作人员介绍，该校报名的外籍家长一般为在华外交官和外企人员，而中国籍家长则多为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政府官员、金融界人士以及大学教授等。

　　在京的不少国际学校已经从当年的使馆学校发展壮大，同时外资建校和民办国际学校的数量也日渐增加。对照地图不难发现，大多驻京的国际学校集中在海淀高教园区、国贸CBD区以及靠近首都机场的顺义区。

　　“二战以来，全球的国际学校数量有增无减，但都呈现一种孤立于所在城市或所在国之外的现象，中国也是如此。”乐成国际学校校长尼克·鲍利(Nick Bowley)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在就职北京乐成国际学校之前，他曾担任北非和中东等地区的国际学校教师。

　　基于这样的原因，中文教育薄弱成为不少家长眼中的共识。罗倩的母亲在一次教育沙龙上表达了当年推迟女儿就读国际学校的无奈，“虽然年龄越大适应新学校的难度会增加，但是为了打好中文基础，也只好冒险让女儿直到初三才从公立学校转学。”

　　虽然女儿年纪尚小，阿迪却格外重视中文教学。在考察多家国际学校的过程中，他要求专门查看学校的中文教材，即使学校采用香港和新加坡中文版本教材也并不能让其满意。“中国国内对于中文的基础教育值得国际学校借鉴，毕竟中文是母语，即便将来孩子成为国际化精英，不懂中文和传统中国文化，也难免让人耻笑。”此外，母语学习的缺失亦使出国后的留学生倍感身份迷失。

　　国际学校的弊病及其对中国家庭的挑战远不止于此。在乐成国际学校，虽然每个学部均设有课程协调员，负责IB组织总部与各个学校老师沟通教学内容和进度，但并不对教师教学水平进行考核，教师只需定期参加数日集中培训课程即可。对于中国知名公立学校所申请的国际高中部，不少业内人士也对其教师的聘用和教学水平提出质疑。

　　此外，国际学校师生流动性强的特点也不容忽视。据《京西国际学校2011-2012年度报告》显示，该学校生源主要来自世界500强企业以及美国、加拿大、挪威驻华使馆和世界银行等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子女。由于大多数在华工作者一般任期为3-5年，2011-2012学年该校教师流动比例为13.6%，学生流动比例为15%。

　　“没有完美的国际学校”

　　在生源方面，大多数国际学校也存在入学标准低的现象。“我们不想让孩子进入全是富二代的学校。”这恐怕是阿迪夫妇最大的担忧之一。也正是上述原因，诸多在国际学校就读的中国学生上国际课程辅导班一事，也另有隐情。

　　“事实上，从国内的国际学校考入耶鲁、哈佛这样世界名校的只是凤毛麟角。”一名业内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一语道破其中原委。

　　为提升海外名牌大学的入学率和环境的适应度，近年来，中国学生出国低龄化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但网络论坛中的诸多案例也给人警示。比如有学生从幼儿园起便就 读于国际学校，其母亲原本打算初中送其出国(一般情况下孩子幼年出国母亲会陪读左右)。但看到身边许多家庭关系因此淡漠甚至破裂，她最终决定放弃，“毕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实在是太大的不安定因素”。只是，痛苦没有马上结束，由于国际学校与国内普通学校教学体系不同，孩子从初中想考取国内重点高中已是痴人说梦，最后这位母亲通过各路关系将其插班进一所公立学校，但此时孩子适应起来已经十分困难。

　　同样不适应的还有另外一群孩子——在公立学校就读至初三或高一后欲转入国际学校或直接出国的人。多位被采访对象均向记者直言，英语水平是决定孩子转型的试金石。“汉通洋高考”的谭老师就说，不少平时优秀的孩子因无法达到国际课程的语言要求而丧失信心。

　　正当阿迪举棋不定之际，一所计划在2014年成立的鼎石国际学校，又给予其新的期待。“国际视野”和“中国灵魂”是这所新学校寄予学生发展的期许，而该校的多项建校规章也意在弥补目前诸多国际学校的短板。

　　随着“打造中国最顶尖的国际学校”这一宣传口号在圈中流传开来，阿迪夫妇准时赶赴其冬季的宣讲会。来自美国“八校联盟”之一的霍奇基斯中学(Hotchkiss)前校长马尔科姆·麦肯齐(Malcolm McKenzie)刚刚受聘为该学校的校长。面对他的介绍，台下250余名中国家长对这所学校的期许显得更加现实和迫切。

　　“如果招收80%的中国籍学生，国际氛围如何保证呢？”“家庭教育同样重要，寄宿制如何保证家庭教育的作用呢？”“请国内的中文老师怎么与英文课程衔接呢？”这些疑惑正中不少家长们的心坎。

　　“请问，您如何将新学校打造成北京最顶尖的国际学校呢？”就坐于前排的一位家长好不容易争取到最后的提问机会。马尔科姆校长停顿了一下，缓缓地说：“说实话，我还不知道。我想这需要他人去评价，但需要我们一起去尝试。”

　　至此，两个月过去了，阿迪夫妇仍“徘徊”在寻找国际学校的路口。“也许，本来就不可能有一所完美的国际学校。”阿迪说。

　　(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实习生窦怡平、翟曼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