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性教育培训低头不语 称怕学生听了早熟

2013年11月20日11:13  中国青年报    

  虽然提前把“教材”研究了好几遍,但当走进教室时,心理健康老师张林晓还是有些底气不足。在接下来的40分钟里,她要讲解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从哪里来”。台下坐着的,除了一群身穿校服的小学三年级学生,还有从当地各个学校赶来听课的老师和校长。

  这是济南市历下区准备在全区推行的性教育课中的一节。虽然自称“脸皮很厚”,但张林晓还是担心,在讲解精子和卵子结合时,孩子们万一提出“精子是怎么进去的”这样的问题,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

  但实际上,这样的担心并没变成现实。

  利用一本叫做《小威向前冲》的绘本作教材,张林晓告诉孩子们,那颗叫做“小威”的精子在一次“游泳比赛”中战胜了3亿个同伴,率先到达终点。这时,身边一个小男孩儿悄悄问这个扎着马尾辫的老师:“老师,我知道小威的同伴不是3亿个,而是50亿个!”

  “我听说每分钟都产生好几亿呢!”听到提问,坐在前排的一个小男生立马插了一句。

  “我听说小威的同伴们会在48小时内陆续死去!”刚才提问的那个男生不甘示弱地补充。

  “提到性教育,我们总觉得孩子们接受不了,但实际上,接受不了的往往倒是我们大人。”作为帮助济南市历下区设计性教育课程的专家,北京林业大学[微博]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评价说。

  只有对性的神秘、好奇,才会带来问题

  就在张林晓的性教育课开讲前,当方刚把这个话题在一次培训中带给当地的200多名班主任时,“大人的问题”在培训现场被清楚地展现出来。

  在从10月25日开始的持续两天半的培训中,这位性社会学博士毫不避讳地向班主任们解释,为何在向学生展示异性的身体图片时,不要笼统地使用“生殖器官”,而要准确地使用“阴道”、“阴茎”等“性器官的名称”。当提到要及时向学生讲解月经和遗精的相关知识时,这位大学教授还有板有眼地学了一段涉及这个问题的谈话。但是,这个企图活跃气氛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响应,台下的老师大多依然保持着低头的姿势。

  “我们学校学生都特别单纯,可能不需要这些。别本来没早熟,听了以后反而早熟了。”一个小学班主任在开讲前小声表达着自己的忧虑。过了一会儿,她又扭头看了一眼同伴,试探着问:“即使讲,内容也不能太直白吧?”

  一个班主任甚至直接提出自己的担忧:“要是给学生看了异性的身体图片,他不满足,再去弄其他的图片咋办?”

  “关于性的东西,难道你不讲,他就不会从其他地方接触到了吗?”面对老师的担忧,方刚反问道。

  从今年年初,他带领一个包括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和几名中学生在内的团队,编写了一套有108个教案的《中学性教育教案库》。济南市历下区就是这套教案库选取的首个试点。

  这是中国目前众多关于性教育的尝试之一。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大约5年前就和北京市教委合作,进行“中小学性教育大纲”的课题研究,目前全市共有50多所中小学参与其中。而在深圳,2003年就曾编写过一部性教育的教材,负责编写这套教材的深圳市计生服务中心主任陶林告诉记者,目前正在筹划出版第二版。

  在众多推动者中,方刚算得上是观点前卫的一个。在他的教案库中,他不仅为学生们准备了“认识身体”、“爱情观”这样的话题,还有更直接的“性,我们准备好了吗?”“是否做爱,需要沟通”,等等。甚至,他还主张通过课堂讨论,让学生更全面地认识色情品、少女援交以及艳照现象。

  “我可不是让孩子们去看黄片,而是让他们在了解各方面知识以后更好地做出选择。”在方刚的教案设计里,讲解色情品时,老师会展示国际社会对色情品或支持或反对的不同声音,引导学生站在各种立场展开辩论。

  “我们总说中学生不思考,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给他们知识,让他们成长。”说着说着,他的语气变得有些急促,“当把各种争论都了然于胸的时候,学生还会把色情品太当一回事儿吗?我觉得不会。无论看还是不看,这件事情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只有对性的神秘、好奇,才会带来问题。”面对老师们的担心,方刚几次提到。

  他提到,早在2010年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报告就显示,我国未婚青少年中,约有22.4%曾有性行为,但其中超过半数在首次性行为时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在沈阳的一家医院里,医生甚至发现一个“梳齐耳发,满脸学生气”的16岁女孩儿,一年好几次来医院做人流手术。

  面对医生做好避孕措施的提醒,这个女孩儿疑惑道:“做人流都是无痛的,没觉得伤害身体啊,这不就是避孕嘛。”

  在方刚的培训课堂上,一个教初一的男老师在课间告诉记者,在他执教的班级里,甚至有一个长相漂亮的女生晚上外[微博]出不归,学生中有传言“是去援交了”。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那名男老师并不知道。但他早早地就把自己的困惑交给了培训主持人。而后面两天的培训,他把名额给了同校的一个女老师,计划让女老师以后和自己合作,一个负责给男生讲,一个给女生讲。

  “我明天可以去,但必须讲吗?我不会讲啊!”这个不到40岁的男老师给记者展示了女老师回复他的短信。

  性教育不是出了问题再讲,而是越早开始越好

  其实,对于坐在台下的老师而言,“不会讲”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担心。

  “孩子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些,现在给他们讲,还不得炸了锅啊。”一个小学六年级的老师说。另一个打扮时髦的小学女老师告诉记者,虽然目前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案件频现报端,但在她所在的学校,预防性侵犯的知识并没有被单独强调,而是“和安全教育一起讲的”。在深圳,计生服务中心的陶林也发现,当三年级的小学生被问及“文具店的男老板把两个小女孩带到无人的树林中会发生什么”时,大多数给出的答案是“吵架”、“打架”、“绑架”、“杀害以后把器官卖掉”……很少有人意识到可能会被猥亵。

  作为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大纲总课题的负责人,张玫玫理解老师们的顾虑。在大纲设计之初,她曾设想把关于异性身体的展示和讲解安排在小学五六年级,但发现上课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低着头不敢看,甚至还有人羞红了脸。于是,这门课程的开设时间被不断提前,最终发现,当面对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时,这样的问题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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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没有受到成人社会的影响,不会出现‘谈性色变’的情况。”张玫玫解释,“性教育不是出了问题再讲,而是越早开始越好。”

  实际上,在济南,当性教育课程真正在学校开展时,人们才发现,这个至今仍然让有些成年人闻之色变的话题,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并不显得太早。

  10月28日,当张林晓还在准备她的性教育课程时,另一节针对小学六年级学生的性教育课程正在进行。

  这节被取名为“莫名我就喜欢你”的课程,主要帮助学生处理青春期的两性关系问题。看起来,当老师要求男生女生站在台前互相拉手捏肩时,孩子们会因为羞涩而对异性同学故意加大力气,而当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课程名称时,后排一个个子不高的男生还悄悄问同桌:“莫名是谁?”

  但是,当老师让学生们偷偷把橡皮丢进一个写着“Yes”和“No”的信封,来表示自己是否有暗恋对象时,在这个有着45名学生的班级里,写着“Yes”的信封中收集了27块橡皮。

  而据讲授这节课的老师康悦介绍,这还不是她在这个信封中收到橡皮最多的一次,最多时数量会超过30个。

  “我们总觉得孩子接受不了,其实不是孩子有问题,是我们自己心理有问题。”当地一直进行性教育推动工作的历下区心理教研员马莉告诉记者。

  在方刚的培训课堂上,为了打消老师们对孩子接受不了的担心,他提起了一个听起来像是笑话的例子:一个小学生问父母,我是从哪里来的,父母像大多数人一样回答,捡来的。后来,小孩偷偷写下:“我爸妈真可怜,好像好久都没做爱了。”

  台下终于出现了零落的笑声。

  性教育这个东西出错太容易了,做好太难了

  “感觉有很多是被派任务来的,有人打着哈欠,有人干别的,该笑的地方没人笑,该记笔记也没人记。后来我越讲越没精神。”讲完第一天的课程,方刚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实际上,这恰如性教育的现状——虽然有不少推动者在努力,但并不总能得到人们热情的响应。

  从北京出发之前,方刚得到的消息是,两天半的时间里,将有超过1000名老师参加培训,那将是历下区所有中小学的班主任。但是刚下火车,他就被告知,1000人的培训被改成了200人——全部班主任的培训改成了部分班主任参加的轮训。

  但这样的改动并没有让方刚太过介意。因为这次在济南获得区教育局支持的性教育推广,对方刚来说已是遇到过的最高级别了。在此之前,他在南方一座城市里同样预计耗时两天左右针对老师的培训,在拖了将近两年后,最终变成了一场专题报告会。

  张玫玫也告诉记者,虽然作为一个科研课题,北京市的性教育大纲设计目前得到市教委的支持,而且加入课题的学校实际运行情况也“相当不错”,但对于这项课题结束后是否能得到教育局下发的一纸公文,在全市范围推广,她还没有把握。“这得看领导的想法,有时候换个领导就换一种想法。”张玫玫笑了笑说。

  就在2011年,当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一本叫做《成长的脚步》的书推出时,因为里边详细讲解了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并提到性交的过程,而被认为是“淫秽黄色作品”。为此,北京市教委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这本计划当年9月份在北京定福庄二小试用的书,“并非北京市的试点教材”,“仅仅是一项性教育研究课题的中期成果”,而且,“北京市目前没有性教育教材的编写、试点、推广计划”。

  “那只是男女搂抱在一起,关键部位还盖着被子呢,如果这种图片都不能放,那怎么跟孩子讲解什么叫性行为,什么叫强奸,性教育还怎么做?”提起这个事情,深圳市计生服务中心主任陶林有点激动。

  而他负责编写的那本性教育教材,也曾因为页末附有患性病的生殖器图片,而遭到家长[微博]投诉。这本被定位为“读本”的书,初版印的两万册,用了4年时间依然没有卖完。

  “性教育这个东西出错太容易了,做好太难了。”一位在北京坚持了3年性教育的小学校长告诉记者。

  其实,如果追溯起来,“性教育”被正式提出的历史,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短。1988年,原国家教委和计生委就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性教育的通知》。而在2012年由教育部修订后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也要求学校开展包括“青春期教育”在内的心理健康教育。但这并没有给性教育的尴尬境地带来多少改变。

  “教育部不能直接管中小学,中小学归各省区市教育厅管,在这个行政体制下,没有一个官员或者老师愿意冒这个险,何必呢?”中国人民大学[微博]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开展性教育的学校,都是凭着老师的积极性,校长的责任感,体制上没有保障。”

  作为其中一名“有积极性”的老师,同时担任济南历下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的马莉告诉记者,大约3年前,由于自己的孩子即将上小学五年级,她越来越感觉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并准备到上海去听一次与此有关的讲座。当她向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申请带上两名心理健康教师一起去时,却得到了否定的答复。因为领导表示,如果再找其他老师就必须由教育局出面下发公文,但“总不能把性教育直接写进公文里吧”。

  “别人看见前面是条河,往往就在河这边观望,考虑是趟过去,还是坐船过去。但我不是,我看见前面有条河,脱鞋就往里走。结果发现水根本不到膝盖。”马莉如此总结她当时的状态。

  而当记者问及济南的性教育推广是否会中途夭折时,这位瘦瘦的女老师没等记者说完,就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历下区不会做这种事情。”稍微缓了口气,她又补充道:“虽然我没有面对面向领导汇报过我们在进行的性教育,但所有的通知、图片,领导都会看得到。领导到现在还没找我谈,没说不行就代表行。”记者 陈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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