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评论员 线教平

　　近日有媒体一则题为《4岁开始离开父母上学 山里娃“择校”代价大》的报道一经公布立即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报道称：当地农村的许多家庭，正在为乡村小学撤并的“后遗症”承担代价。有些村民希望恢复“村小”的低年级办学，但也有人对恢复“村小”心存疑虑。

　　这样的两难境地令“乡村撤并小学”的话题再度回归公众视野，“留农”或“离农”成为了大众观点交锋战中的“黑白棋子”。再加上不久前由审计署公布的一组来自1185个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调查——学生辍学人数由2006年的3963人上升到2011年的8352人，其结果显然戳中了农村办学布局的软肋。

　　近年来用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一体化均衡的投入和举措很多，但为何出现这么多孩子连学都不上了？面对如此“怪圈”，笔者认为：乡村撤并小学应破除单一的“留离二元论”，关乎“根”的乡土教育，只有回归“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初衷，回归对家长[微博]、孩子权益的尊重，形成与城市不同的多元化教育生态，才能让孩子们重回家门口的校园。

　　不可否认，学校撤并的确提高了校舍单位面积的利用率、整合了教育资源，提高了教学质量。诚如2011年教育部长在答人大[微博]质询的时候讲到的三句话：一少、一多、一高。“一少”指农村生源少，“一多”很多孩子跟父母到城里打工了，“一高”对教学质量有更高的要求。然则，事实是一些地方在实施中未能因地制宜，盲目地搞“一刀切”，在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时，把撤并当成唯一的目的，自然引发了“撤并后遗症”的顽疾，如交通安全、成本增高等等。

　　“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没有孩子的家庭。”一所学校就是一个社区的文化灵魂，学校的衰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有能力者被迫迁徙，无力迁徙者被迫留守；此外，农村四五岁的孩子离开父母，来到寄宿制学校，在被剥离父母温情的环境中成长，自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教育家陶行知说：“我们必须会变小孩子，才配做小孩子的先生。”所谓“会变小孩子”，就是用童心去感受童心，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制定好政策的前提是开拓利益相关群体清晰表达诉求的渠道。当前须切实改变以往精英决策的思路，让公众作为政策相关方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表达意愿，并能够实质性地影响决策的过程和结果。

　　学校布局调整是一个各方利益公开诉求并达成共识的过程。以加拿大为例，通常它要经历五项严格程序：由学区董事会拟定调整草案阶段、向利益相关者征求意见后修订草案阶段、由学区董事会委派住宿审查委员会对学校进行四次公开会议的审查研讨方案阶段、生成决议阶段、决议申诉及司法救济阶段，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使董事会的决策无法生效；新西兰对农村学校的合并过程，充分体现了“多方参与、综合评估、发展导向”的原则，教育官员、学校董事会成员、校长及调解员等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就评估结果多次商讨，最终才能决策。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应是在同一平台上，发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特色的教育。回到“乡村撤并小学”一事上，在生源多、学生上学困难的地方，根据实际需求，保留必要的学校甚至恢复之前被撤学校，类似这样以人为本的调整矫正，非但无损政府部门权威，反而会赢得百姓认可。简而言之，公共政策面对的是普罗大众，一旦将民意的砝码从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剥离，“公共”二字还能如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