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龄30年的甘肃省宕昌县乡村代课老师王世明，因为从1989年开始出远门打工过4年，中断了教龄，至今没有转正，“可能永远也转不了正了”。去年，王世明被评为“最美乡村教师”，可除了带回一块铜色的奖牌外，他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工资条上还是雷打不动的400元。(7月23日《中国青年报》)

　　从声望上看，“最美乡村教师”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占据了较高的位置；从财富上看，每月400元工资是不折不扣的低收入者，在经济分层中处于底端位置。解读“最美乡村教师”，不仅要看到为人师者的责任和担当，也要看到在美好标签的背后，代课教师所承载的无奈、艰辛、委屈和痛苦。

　　代课教师工资微薄、处境艰难，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匮乏，还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尊严和体面缺失。不论是“贼来不怕客来怕”的家徒四壁，还是“代课教师”的尴尬身份，抑或村民的“冷嘲热讽”，都显示王世明这个最美也最悲情的代课教师，在刚性的制度规范面前成为“一刀切”的受害者，既难以转正，薪酬待遇也没有得到提升。

　　和其他弱势群体一样，代课教师在身份、待遇、发展空间、社会认同等方面承受了太多的“痛点”；代课教师的命运，真实而残酷。正如知名学者易中天所言，“人们把老师比喻成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完全不赞同。这是不把老师当人，照亮别人的同时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就不能不毁掉自己吗？”如果说代课教师用“责任与担当”来铺就乡村教育的阶梯，那么我们到底有多少“爱与勇气”来尊重和回应代课教师的利益诉求？

　　对于偏远落后的乡村来说，每一个学校都是一堆火，每一个代课教师都是一盏灯。尽管清退代课教师是必然趋势，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能否走出“制度僵化”的误区，避免人性中的庸常之恶，依然考验着社会对代课教师的态度。事实上，制度刚性并不等同于“一刀切”，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对一些弱势群体和极端情形给予一定的倾斜与关照，不仅没有破坏制度，反而增加了制度的人性价值。

　　爱尔兰作家萧伯纳有一句名言，“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好”。作为代课教师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最美乡村教师”的人生迫切需要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让代课教师过上更加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是全社会不可回避的共同责任。 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