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课外培训调研让杭州政协委员意外：九成小学生竟称“喜欢”）
对于不少学生来说，寒假的到来，也意味着密集的“校外培训课程”开始了。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关注到，刚刚落下帷幕的地方两会中，“课外补习热”成了不少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
在2018年杭州市“两会”前，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州时代小学校长唐彩斌对当前杭州小学生的课外负担做了一份实证调查。“课外负担重”的话题既是社会热点，也是社会痛点。他表示，提案发出后，得到了北京、深圳、上海等全国不少教育界人士的共鸣，应该“多管齐下，多方合力，减轻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
无独有偶，北京、重庆等地教育界的代表、委员也关注到了学生的“课外补习热”，同样致力于呼吁社会、家长、学校形成合力，协同“疏导”。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关村三小校长刘可钦也表现出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的担忧。她表示，无论是学科类还是拓展类课外培训，都应避免以功利之心、应试思维去学习。
“学生主要课业负担来自校外”
“周一至周四，学生有课外作业的占到61.7%，双休日占到75.5%；周一至周四，晚上参加课外培训的学生占50.0%，甚至20.1%的学生参加2个以上课外班。到了周五至周末，参加2个以上课外班的上升到70.9%，3个以上的占到44.6%，甚至有4.7%的同学参加5个以上课外班，而没有参加的仅占8.8%。”
这是2018年杭州市“两会”前夕，唐彩斌联合其他几所学校做的一项“2017年杭州市城区小学生课外负担调查”的部分数据。这项调查此前共收到597份有效问卷。
此次调查还显示，82.4%的学生对于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总体感觉到“非常轻松或比较轻松”，平时老师布置的作业，在1小时之内可以完成的占到78.4%。
“随着近年来学校推进深化课程改革，学生校内作业量基本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唐彩斌对澎湃新闻说，“目前看来学生的主要负担不是来自于校内，而是校外。有些孩子花在课外班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在校时间。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影响身心健康，从长远来看是不利的。”
唐彩斌表示，在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原来“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的提法改为了“减轻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一字之差，显示了学生学业负担在新时期的新特点，课外学习的负担已经成为国家层面关注的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
而出乎唐彩斌意料的是，调查中，学生们普遍反应出对课外培训的接受度颇高。其中，有90.4%的学生表示“非常喜欢和喜欢”这些课外培训；79.2%的同学认为“课程内容吸引我，上课老师也喜欢”；95.1%的学生认为，课外培训对自己的成长有帮助。而在“如果同学都不去课外培训，你还会去吗？”的提问中，有30%的学生表示“大部分取消，留下少部分喜欢的继续”，可仍有44.6%的学生决定“全部继续”。
唐彩斌说，“这是一个成人世界需要思考的问题——当教育者同情孩子忙碌地参与培训时，为什么天性爱玩爱自由的孩子自己却习惯了这种奔忙？是因为没法反抗，变得麻木，学会‘享受’这种被课外负担的绑架了？”
规范培训机构监管刻不容缓
近日，唐彩斌还调研了目前杭州现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发现市场上存在的培训机构，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校外非学历教育机构，共500多家；另一类是工商注册登记的教育咨询公司，数量达到了8700多家。
根据《工商总局教育部关于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7〕156号）以及浙江省工商局（浙工商企〔2017〕21 号）通知，从事文化课程培训服务类的营利性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依法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并依法取得工商部门登记后，方可从事相关教育培训活动；艺术特长类（如古筝、舞蹈、绘画等）、体育竞技类（如球类、棋类等）培训机构不纳入教育部门前置审批，企业名称中不得使用“教育”“学校”字样。
“然而现实中，在工商注册的教育咨询公司大量在从事文化课程培训的服务，学生人数不等，地处写字楼或居民楼，无消防通道、无足够的场地、无教师资质、无担保资金，常有安全隐患和民众怨言”，唐彩斌提出，“这一部分应该依法依规处理，规范培训机构经营范围刻不容缓。而对于有条件、有能力从事文化课程培训的机构应该完成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过完春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也打算针对给“课外补习热”降温进一步上交提案。
“现在重庆的课外培训现象也是比较严重的。”2月5日，刘希娅也向澎湃新闻提到校外培训机构的审批环节应该加强。“现在很多是工商局负责审批，教育部门很少参与，造成实际上是只有审批，没有监管。我希望呼吁把审批和监管协同起来。”
唐彩斌表示，近日，教育部、民政部、人社局、工商总局等相关部门正在准备联合发文整顿校外培训机构中存在的问题。
他还建议，对于校外培训机构可在教育相关部门的监督下由社会口碑综合建立评价体系，优胜劣汰，例如，将声乐、绘画、拉丁舞，科技、跆拳道等分类排名，激励培训机构成为艺术特长、体育经济类的领域标杆。“目前杭州就会向优质的教育培训机构颁发培训特色品牌，帮助学生和家长有的放矢地选择。”
遏制超前学习，建立科学的入学选拔机制
当前，学生课外参加的培训班主要可以分为学科补习类与艺术、科技、体育等领域相关的拓展类。10日，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关村三小校长刘可钦表示，“依据孩子的兴趣，校内课业负担能承受的情况下，学习一些提高自身综合素养的课程是值得鼓励的。”而令多位教育界人士担心的正是普遍存在“刷题”“超前学习”的学科补习类培训班。
他们表示，出于“上名校”和“攀比心“，很多家庭只得给孩子课外提前补习，“学龄前认字过百，小学读初中课程，初中学高中课程”……这种“提前教、超纲教、变相押题”短期内也许能快速提高学生成绩，但却违背了教育规律，也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对于课外培训班的教学内容需要教育部门科学地界定与引导。”刘希娅说，“不能任由培训机构在教学内容上随意调整，甚至为了迎合部分家长，恶意地拔高和超前，至少教学内容得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以及身心成长规律。这是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中很关键的一环。”
而除了不遵循孩子的认知规律，刘可钦还担忧超前学习会阻碍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家长重视早点起跑，一味以掌握知识和技巧的数量和熟练程度来衡量一个孩子的能力，却忽视了孩子成长的宽度。如果这样的学习方式内容占据了更多的时间，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就很难更好地被激发，甚至产生厌学情绪。”
唐彩斌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表示，“现在把孩子填得太满了，没有了自主生长的空间。最近，我们学校组织活动发现，真的给予学生时间和空间，有的孩子学会了阅读、有的学会了游戏、有的学会了交往，而这些其实都是孩子学习成长的真正要义。”
与此同时，教育专家们也强调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校内教育必须要坚守零基础教学。刘可钦说，“不能因为班里40个孩子有30个学过了就翻页不讲了，但可以辅助以过程讲解和创造性讲解做一些发散性的学习。尊重那些没有学过的孩子，才是我们校内教育必须坚守之本。”
不过，教育界的代表委员们也明白大部分“抢跑者”背后被裹挟的无奈。“大部分的焦虑来源于家长之间的攀比和对未来出路的不明确。”刘可钦说，这被称作“剧场效应”——有人破坏了规则，其他家长就担心，如果不参加，孩子会失去什么。“于是就形成了谁都反对补课，谁都还跟着去。”唐彩斌则把这乱象描述为“所有的人都在偷跑，而没有偷跑的人却怀疑自己没有听到枪声。”
而刘希娅指出，这种压力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小学的入学选拔机制。“比如小升初阶段，为什么会出现不去补课就考不上好学校？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应该从根源上建立科学的中小学的入学选拔机制。”
“其中又包含了对民办学校的管理。公办学校管住了，不许考试、择生，而好的民办学校可以挑学生，这就加剧了学生课外负担。”刘可钦说，“不过好在这几年不少地区都已经在努力完善。”
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合力，协同疏导
而除了“堵”住不规范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本着标本兼治原则，多位教育界人士认为，想要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还需要学校、家庭、全社会形成合力，协同“疏导”。
首先，学校应该适当引导一部分。“从‘挤占效应’来说，学校里给的专业教育服务如果让学生和家长满足了，那么对课外教育的期待就会减少了。”因此，唐彩斌提出，学校要继续深化课程改革，开足开齐各类课程，提高基础性课程的有效性，提升拓展性课程的选择性，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成长。
此外，对于不适合、不合理的校外培训课，建议家长退出一部分，鼓励学生拒绝一部分。
刘可钦提醒家长，不要因为参加了课外培训班就能代替亲子之间的正常的交流沟通。“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与家人的相处和陪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念认为家长工作忙，花钱把孩子的学习交给学校或是专业的教育机构更好，其实忽略了家庭生活中对孩子价值观培养的重要作用。让孩子在生活中的学习，这是家庭教育应该担负起的责任。”
唐彩斌介绍，杭州上城区曾推出“星际家长执照”，从制度上推行家长教育，为孩子适性发展规划合理的学习。“家长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课外培训。全球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结果告诉我们，每周超过10小时之后的作业，付出的时间与学业的进步成负相关，也就是说花的时间越多，学习效果反而不好。”
另一方面，刘可钦也希望家长多倾听、尊重孩子的意见。她表示，无论是学科类还是拓展类，只要不以功利之心、应试思维去学习，丰富的课外班选择其实是现代社会教育进步的一种体现，为学校课程作了有益的补充。
“减轻学生课外负担，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系统解决的网络型问题。”唐彩斌表示，“这也是一个多年以来的老问题，切实影响着我们国家下一代的成长，但我想只要全社会各领域行动起来有效改善，就能还孩子们一个健康的学习生态。”
责任编辑：潘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