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开伟(即“愚士”先生)的《余秋雨是否应该反思》的文章发表了将近一年，余秋雨并未像周一良那样进行灵魂的 自审，写出《毕竟是书生》一类的作品，这很使一些看客们失望。于是，有的论者便加强文章的火力，如余杰写了《余秋雨为 什么不忏悔》的文章，攻击余秋雨是“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人们引颈以待有如王朔与金庸笔战的场面在千禧之年到 来。

　　然而余秋雨只写了一封《答余杰先生》的信，回答了余杰文章中的一些问题，并未像余杰希望的那样“带头反思”. 为文化界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和典范。这再次愁煞了爱看热闹的人们。

　　余秋雨为什么这样“狡猾”，一再躲闪自己“文革”中的经历呢？

　　这里有一个大环境问题。客观地讲，“文革”是一个敏感话题，这话题中包括的一些具体情节虽然余秋雨早在“四人 帮”倒台后办的“学习班”已说清楚。但那毕竟局限在本单位范围内，且内容是保密的。现在却要拿出来在全国范围内曝光， 这无疑需要勇气。余秋雨之所以还不能立即作出“反思”、“忏悔”，还因为余杰一类批评者的批评方法有问题。比如，有一 些杀气腾腾的讨伐文章，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训导作者，均使人联想到文革期间“丁学雷”、“石一歌”式文章的恶劣文风。本 来，这些作者要求余秋雨反思“文革”中的过错，可批判者偏偏自己误入了“文革”批评模式的怪圈，这叫人怎么服气呢？这 是一些外因。

　　再从内因上作些分断。如前所说，余秋雨对反思“文革”有顾虑，缺乏必要的自审能力。远在11年前，笔者在写作 台湾版《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已于1999年4月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时，就给余秋雨写过一封信，请他 帮忙核实《余秋雨的戏剧理论工程》一节中他的小传。我在“小传”中提到他最初引起文坛注目的是“文革”后期即1975 年发表的《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他于1989年1月9日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其中云：

　　鲁迅佚文那篇文章，以不提为好。如要提就需要有较多的说明(我准备以后写较详细的自传时再谈)。因为当时写文 章的人是不自由的，各种异己的东西粗暴掺入，或把属于我的东西大段删砍。我已很难承认这是自己的文章了。他们还是强署 了我的名字，这是我国知识分子当时的大悲哀。我真正称着自己的心意写作，应自《戏剧理论史稿》开始……

　　这一解释显然难于服人。编辑粗暴地删改他人文章的现象，什么年代都有。刚步入文坛的余秋雨恐怕还没有这样高的 思想境界，把编辑帮其修改达到发表水平的做法看作是帮倒忙，是把观点强加于人。按他“文革”前期就入伙“大批判组”( 关于这一点，见下文)的思想状态，恐怕只会感谢编辑部对他的苦心栽培。所以余秋雨信中说的“强署了我的名字”云云，应 是今天的认识，而非历史的原貌。余秋雨还责备余杰不懂“文革”。余杰没有“文革”这段经历，确实不太了解大批判文章均 是由上面授意，集体讨论后由个人或多人分头执笔，然后又经编辑部层层把关修改后才发表。可再怎么大删改，发出去的文章 仍是署名者认可的。余秋雨当年毕竟还不是权威，不许编辑动他的文字。他更不是敢于和丁学雷唱对台戏的上海煤气公司助理 技术员桑伟川。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丁学雷圈中的人。我料想初出茅庐的余秋雨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渴望被“无产阶级司令部” 录用或曰御用(用余秋雨信中的话来说，“这是我国知识分子当时的大悲哀”)，连感恩都来不及，怎么会有今天说的那样“ 强署”(或曰“强奸”)的反感情绪呢？

　　和怕别人提“文革”这块心病相联系的是尽可能尘封历史黑箱，掩盖事实真相。如余秋雨在1995年5月答香港《 明报》记者问时称“我不是张春桥写作组负责人”，“我没写过大批判文章”。这前句话是真的，但后句话却是假的。在19 66年至1972年“造反”势头最激烈的时候，余秋雨并非像他说的“一直处于被批判和半强迫劳动状态”，而是于196 9年就参加了“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用他刚学到的戏剧学知识执笔写出了《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长文( 这很可能是他的处女作)，发表在1969年第6、7期合刊号《红旗》杂志上。

　　余秋雨当时大学刚毕业。他大概是怀着未脱胎换骨与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培育出来的修正主义苗子这双重“原罪”写此 文的。但由于余氏缺乏“阶级斗争经验”，文章写得不够老到，故此文曾由《红旗》杂志编辑胡锡涛(“丁学雷”写作主力之 一)写第二稿。发表时虽未“强署”余秋雨大名(在60年代末一般不允许知识分子个人署名)，但当我们钩沉这段当代文学 史料时，可以断定：余秋雨属这篇文章的主要执笔者应确凿无疑。

　　正因为余秋雨对“文革”经历的反思有顾虑，不仅怕伤害自己也怕连累当年的“哥们”，再加上对以往自己写的大批 判文章不是矢口否认就是以别人不懂“文革”的名义开脱，还把批判者一律视为“文革杀手”和黑道剪径的“蒙面人”，故激 起别人的反感，以致被余杰们一再将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