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复出了。

　　在余秋雨先生著名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绑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的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脸。

　　这段煽情而夸张的话，曾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感慨，特别是面对大文豪苏东坡的悲怆命运，许多人为此惭愧地低下了自己的头颅。然而，到了1999年末，出现了一本书，名叫《十作家批判书》，里面有一篇旅澳评论家朱大可的题为《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不久前，我在北京见到回国的朱大可，他告诉我，此原题为《甜蜜的行旅》)的长文，对余秋雨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同样是上述那段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朱大可的解读是：

　　这是动辄上升到“民族高度”进行煽情的范例。苏东坡遭到告发和逮捕，这首先与“贫瘠”和“愚昧”无关(他无非是险恶的官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其次与“民族”大义无关。试问：余文的“民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宋代的汉民族，还是今天的所谓“中华民族”？苏的被捕究竟丢了谁的脸面？谁又在“民族”之外进行了文化或道德注视？或者说，民族的“脸面”又是怎样一种价值尺度？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正是这一陈述所包含的道德力量，点燃了人们对“差官”以及昏君的仇恨。同时，旧式文人的尊严，在这个叙述和阅读的时刻里获得了短暂的实现。

　　朱大可锐利的文风，一如既往地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享受。虽然，朱大可去澳大利亚定居已经五年多，但他的文章依然敏锐，通篇洋溢着奇特的智慧，风采不减当年。读者或许还记得，远在1986年，正值谢晋的电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朱大可就在同年7月8日的《文汇报》上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一文，认为谢晋电影具有确定“模式”：恪守从“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到“善必胜恶”的结构，“宣扬陈旧的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被称为“1986年中国文坛三大冲击波”之一，它的直接后果是促进了第三、第四代导演的退位和第五代导演的全面崛起。现在看来，朱大可确实有常人所没有的深刻与先见。

　　中国太需要像朱大可这样有独立见解和思想深度的批评家了。所以，《抹着口红游荡文坛》一文刚与读者见面不久，国内的许多传媒就把焦点对准了朱大可，一些媒体称，“金(庸)王(朔)大战和朱的复出，中国文坛似乎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文化风暴”；北京的《阅读导刊》更以《朱大可复出文坛？》这样醒目的标题，花整版的篇幅加以评介，呼唤真正的批评家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然而，在我们这个温情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有的只是泛滥成灾的友情吹捧、广告宣传和话语泡沫，犀利、准确、言之有物的评论文字似乎已全面退场。于是，一个平庸文人被说成是大师，一个个阅读神话被悄悄地制造出来。久而久之，神话就变成了常识，普及在公众的头脑中，使之丧失怀疑和批判的能力。健康的批评空气的建立，有利于打破这种屈从于现成的阅读神话的局面，把读者带回到一个清醒的立场，通过对权威和“公众意见”的怀疑，恢复每个人身上固有的创造性和想像力。

　　酷评在崛起

　　这些，似乎就是“酷评”崛起的背景。它在朱大可复出之前，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比如，许多人撰文批评余秋雨，又比如，王朔批评金庸，还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关于余秋雨》、《余秋雨现象批判》《十作家批判书》、《贾平凹名作评点本》等书的出版，都闹成了文化界的大事。一时，批评之风日涨，学理探讨者有之，隔靴搔痒者有之，人身攻击者有之，破口大骂者也有之，一潭死水的读书界开始涌动着新的热潮。《中华读书报》2000年2月23日在头版发表的《书界掀起“酷评”热》一文中说：

　　这类有别于当下甜得发腻的文学批评风气的作品的出现，对文学界乃至社会文化生活都产生了相当规模的影响。……出版策划者和批评者无一例外地将“枪口”对准了当今在文学界享有定评或在社会上拥有广泛影响的作家，虽然不能排除有想借批名家使自己出名或商业炒作的可能，但从总体来看，其所呈现的是一种具有综合性的文化批判精神。……在几本书所选定的审视对象中，余秋雨、贾平凹等人的入选率最高，这并不是巧合。正如《秋风秋雨愁煞人————关于余秋雨》一书的责编邓壮所言，这几位作家的创作研究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时代文化的一个象征。剖析他们的审美理念、艺术缺陷等问题即是讲述这个时代的文化之变化。

　　所谓酷评，当然是一种另类的声音：谁有名就批评谁，谁的名声水分大就解构谁。它的重要特点是与流行的文化界唱反调，对过热的东西进行当头棒喝。至于是否能击中要害，是否会让人觉得你是在哗众取宠，那就要看各人的修行了。但是，在一个学术空气和话语秩序还没有建立起良好的规范的时代，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都有可能中途变质；一方面，有可能是批评者自己无法把握好恰当的尺度，或者发表的观点文不对题；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习惯了温情话语的读者出现误读的现象。比如，《十作家批判书》中大多数文章，其实是不乏严肃的理论批评，可当它被辑录在这样耸人听闻的书名下时，迎来的很可能是读者狐疑的眼神；他们(批判者)是不是想通过批评名人来出名？————这个逻辑正在广泛地被当代中国所滥用。比如，记者批评刘晓庆被认为是想沾名人光，王朔批评金庸成了王朔耐不住寂寞的罪证，更有甚者，连诗人西川也在去年一次重要的诗歌争论中说，他在文章中提到某些人的名字是在帮这些人出名———这个时代，谁还傻到靠诗人出名呢？西川都有这种幻觉，也就难怪刘晓庆等人牢骚满腹了。

　　名人成了靶心

　　我们撇开上述这些似是而非的因素，还是可以在这一段的酷评热中找到一些闪光的部分。据我的阅读，《秋风秋雨愁煞人》、《余秋雨现象批判》这两本书，虽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出版社为了经济效益而操作上市的，但里面确实不乏真知灼见，不乏对余秋雨的真诚而善意的提醒，也有一些行文非常猛烈的。它的内容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余秋雨散文中的史料“硬伤”和生造词语等问题的批评和反批评；对余秋雨“文革”期间参与写作班子的历史反思，以及他是否应该为此而忏悔的讨论；对余秋雨1999年夏天在长沙岳麓书院讲学一事的不同反应；《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这一紧急文告发表后引起的是是非非。这几个方面，高恒文、韩石山、阎晶明、丁东、谢泳、余开伟、陈冲等人，都对之有精彩的酷评，有些批评，还显得入木三分。遗憾的是，余秋雨在接受别人的批评时，未免少了点气度与必要的谦虚，总是想方设法为自己辩解，找借口，以致在读书界所惹的公愤越来越大。1999年夏天，我遇见余秋雨，即便是普通的闲聊，他还不忘主动向我们几个人辩解所谓媒体和读书界对他的误读，言辞慷慨激昂。那一刻，我的确觉得余秋雨是一个风度不够的人。而在前不久，余杰撰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又揭余秋雨“文革”时期的历史隐痛，可谓风波再起，结果是，两个人一同陷入了多人的指责之中：余秋雨当然是因为他缺乏对自身的历史反思精神，而余杰则被人指责抄袭。

　　有意思的是，在文化界批判余秋雨的时候，很少有人站出来为余秋雨辩护，甚至很多人还耻于与他搭上关系，因为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余秋雨的退步与媚俗一目了然；然而，在同样声势浩大的王朔批评金庸的事件中，王朔却得到了许多作家和读者的肝胆支持，很快，这一事件就演变成了两派的对决。王朔的《我看金庸》一文，行文轻松、幽默、睿智，连我这样的金庸迷，也觉得他说的还是有一些道理。“金王大战”，并不会动摇金庸迷的热情，但是，对那些在高等学府、研究机构供职，数年如一日地力捧(甚至是神化)金庸、靠研究金庸吃饭的教授们，王朔的发难，无异于一声断喝，使原本秩序井然的金学研究乱了阵脚。我相信，这一事件的意义深远。

　　“金王大战”过程中，没有谁是失败者，但获益最大的还是王朔本人。他借着这股风，再接再厉，连续推出他的《我看老舍》、《我看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我看鲁迅》等酷评，把舆论推向高潮，然后，抓住时机出版他的随笔集《无知者无畏》一书，初版便起印20万册，名利双收。直到这个时候，读者似乎才明白，王朔骂金庸，不过是他惯用的炒作方式之一种而已。王朔自己并不否认，坦陈“炒死一个算一个”。这正是王朔的可爱之处，他比起其他名人来，少了一些伪善的东西。

　　除了余秋雨和金庸，还有许多名作家都成了酷评的靶心，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底推出的《十作家批判书》，它严厉批判了十位著名作家，余秋雨和王朔是当然之选，其余八位分别是：钱钟书、王蒙、梁晓声、王小波、苏童、贾平凹、汪曾祺和北岛。《十作家批判书》的作者朱大可、徐江、吴炫等人，因着该书的畅销，都成了声名卓著的酷评家。而在当下中国，如此集中地对一批著名作家进行艺术上的清算，并获得大众传媒的热烈关注，确实是罕见的。我于2000年1月在北京参加了《十作家批判书》的研讨会。我清楚记得，当时与会的近6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在观点上分成了两派：年纪较老的，对该书耸人听闻的标题、过于明显的商业炒作、缺乏学理的论述提出了批评；年纪较轻的，则大多对该书持欣赏态度，认为当下读书界批评的风气还不够浓厚，应该捍卫已有的批评锋芒，改变这种人云亦云、光说好话的局面。可见，酷评的兴起，使批评从传统的小圈子气候开始向大众转移，并获得了较为广阔的市场。————我不久前还拒绝了一个朋友的约稿，他希望我参与他操作的《十明星批判书》、《十大庸俗现象批评书》等书的写作，这便是明证。

　　谁比谁酷多少

　　朱大可、王朔、徐江等人，已经成了倍受瞩目的酷评家，更有意思的是，酷评家之间也互相批评如徐江就写了一篇题为《蒙娜丽莎的一脸坏笑》的长文，对王朔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不过，王朔还算有风度，他表示，徐江对他的批评还是比较温情的，若进一步深入则更佳。

　　此外，还有一些酷评家也值得记起。比如，前几年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谢冕，叫我怎能相信你》而名动全国的韩石山，山西人，近年着实写了不少沉着犀利的酷评，以致《太原日报》用整版的篇幅将之命名为“韩石山现象”；比如，南京小说家朱文，1998年发起了著名的“断裂”行动之后，在《芙蓉》1999年第5期上又发表《狗眼看人》一文，对当下文坛的丑陋现象极尽讽刺，其尖锐、活泼、一针见血的文风，许多人都为之叫好，本已长得很酷的朱文，当之无愧成了酷评家；又比如，现居上海的葛红兵，新近在《芙蓉》杂志接连发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等文，引起一片哗然，但多数人都对其用这种大而无当、义愤过头的写作方式表示怀疑。也许，葛文真正的价值在于，引发了一篇题为《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的反驳文章，作者尹丽川，是一个1973年出生的女孩，嬉笑怒骂，机智幽默，她这篇反驳文章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优秀的酷评之一。

　　酷评知多少，酷评家知多少。我最后想说的是，当下所崛起的酷评，有些虽然言辞激烈，但毕竟与以前那种使知识分子闻之丧胆的批判运动无关，完全是文化界人士自发的学术辩论，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批评能使人清醒。但是，酷评的内部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情形，如一些人指出的那样，“目前贬损名家、哗众取宠的泡沫批评正在受到商业鼓励。再加上大众不健康的阅读心理(比如骂人的书就想看)，有可能造成与以往一味吹捧的批评风气截然相反的‘大贬’倾向，有碍于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这大概算得上是对酷评本身极为中肯的酷评了。(谢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