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必然引起人际关系的变化，许多人原有的社会角色也就是所谓身份，很可能骤然改变，往往会使当事人极不适应。在这时候，有无平稳的心态极为重要，是对当事人人品的严格考验，过分的患得患失不仅于事无补，还很可能伤及自己的身心。不过事到临头，谁也不敢担保自己能从容不迫，不如看看先贤的处事范例，从中吸取几分借鉴。

　　北宋文豪苏轼即东坡先生，是心胸旷达、随遇而安的楷模。他曾出任多处知府级地方官，相当于今日的地市级领导；又曾出任中央政府的高官，直至礼部尚书，相当于今日的文化部兼外交部部长，地位实在不低。可他晚年却因被人谗害获罪，流放到琼州，也就是今日的海南省，在当时是最为边远荒僻的穷困之地。以他那样的身份去到那样荒蛮的地区，自然引起当地百姓的好奇，可东坡先生却毫无悲泣怨恚的俗态，雍容大度甚至幽默风趣地看待这一骤变，作《纵笔》诗云：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

　　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诗意略谓，因为自己当过高官，虽然已是普通人的装束，仍引来许多老乡的观看；自己既已成为平民，也就不妨闲坐在路口，悠然观看路上的行人。这种互相观看，已泯没一切身份的差别，是平等的亲切的交流，是诗人在困顿境遇中平和心态的自然流露。

　　无独有偶，晚清著名诗人、学者、外交家黄遵宪先生，刚被任命为驻日本国大使，旋即因戊戌政变而获罪，不仅被革除职务，还被押解还乡，遭到软禁的处罚。他曾多次出任外交职务，出使过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还曾代理过湖南按察使之职，相当于今日省级公检法的总负责人，可谓副省部级高干。他虽不是流放外地，只是受制于故乡本土，但身份的骤然改变，使他由官身变作平民，对一般人来说，也是难以忍受的，而黄遵宪却同当年的东坡先生一样泰然置之，和乡民平等而亲切地相处。在带有自传性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曾吟咏到：

　　斜阳桥背立多时，偶有人过偶颔之。

　　商略雨晴旋复去，不曾相识亦忘谁。

　　诗意略谓，闲居在乡，每每于斜阳之下悄立桥头，与来来去去的乡民互相点头致意，有时也随口谈谈天气的变化，不曾与谁有意结交却能从容相对，大家谁也没有身份意识。这与东坡先生同乡民相处的感受，颇有相通之处。

　　以上两位先贤，都能正确对待身份的变化，尤其是所谓“掉价”的变化，即在社会地位下降时不焦躁、不烦忧，始终保持平和达观的心态，既见品行修养之醇厚，也大大有利于维护个人身心之健康。我们如果遇到类似的境遇时，不妨仿效前贤，也大度从容地面对现实，做到宠辱不惊、毁誉无碍，在人生之旅中扎扎实实地迈步前行。(张永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