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漂亮女人，我们的态度常常是暧昧的：一方面，在严正的场合，比方开评议会，总要阴阳怪气地数落美人儿的不是；另一方面，只要氛围宽松，又总要不失时机地对她说几句体贴甜蜜的话，甚至在意念里起着要亲近她的冲动。

　　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一点东西中，最容不得的便是对女色的兴趣。该千刀万剐的事林林总总不少，然“淫”却是“万恶”之首。有这一条，谁还敢在这上面开玩笑？所以，对漂亮女人表现出略高于大众的兴趣，自然犯了忌。从前，欧洲有专门为仰慕的美人而出生入死的所谓“骑士”，文学史还不忘给“骑士文学”以一席之地，而在中国，描写“美人”的文学，比如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的《美人赋》等，除了在写作上被称道几句外，其余就只有“颓废”和“无聊”了。至于“英雄救美人”的故事，极少，即使有，多半是出于“侠”和“义”；为“爱”而救“美人”于危难之中的，则少而又少。英雄不为色诱，“小霸王”周通、“矮脚虎”王英倘不改“好色”之病，在梁山泊上恐怕连“叨陪末座”的资格也没有了。现在，我们既感慨好莱坞西部片“英雄救美人”的“胡搞百页结”，又不愿放弃莎朗·斯通、黛米·摩尔演的影片，有时觉得做人做得实在阴险。

　　我有个朋友，是个美人儿，她曾向我抱怨在大学就学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比方，“三好学生”没她份儿，“优秀干部”摊不上……得到的评语永远是“希望增强劳动观念”等那么几条，好像人一漂亮，品格就不高。更让她气不过的是，荣誉总落在比她差一截而比她难看得多的女生身上！“上帝对你已经很眷顾了，受点委屈不算什么。”人们常常这样安慰受了委屈的漂亮女人，我想我也不能例外，否则别人就会怀疑你在女色面前是否失去了公正。只是美人儿因此成了牺牲品。“可是，那个女生学习并不比我刻苦，成绩也不如我，劳动没我勤快，穿得更时髦……”那美人儿沮丧地说。是啊，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然而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人儿虽因漂亮而易招惹是非，乃至“薄命”，不过由漂亮而得到的机会也多。有好事者做过一个实验：将一些内容相同并填写好的、上面贴有美丑不一的照片的入学申请书，像被粗心者弄丢的样子撒在公共场所，结果那些被捡起来并投寄出去的大多是贴着漂亮女人照片者。这能说明什么呢？专家的解释是：努力取悦而又不期望得到漂亮女人立即回报的表示，只是藉此强调美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另一种有意思的观点认为：这是我们的性偏向还遵从着一种古老的规则，即最最吸引我们的仍是那些显示了最强大生育力的身体，这是那个久已消失的年代留传给我们的。我想，这些观点也许是可以被接受的。

　　尽管美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常被不屑一顾，有人甚至认为美女问题因为缺少民主基础而可以忽略，但事实上有关“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如果短一点情况会怎样”的猜测从没停止过。虽然西施沼吴应当归罪于那些“没出息的男人”，只是，倘若没有美女的捣腾，谁也不能保证情况一定会这么糟。这又让我想起了奥赛罗，这个被认为是集中了好男人的一切品质的人，一碰到美丽的苔斯狄蒙娜，他的好品质就完了蛋。英格丽·褒曼演绎的《美人计》同样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女的力量。1994年超级名模克劳迪娅·希弗穿着黑色天鹅绒时装在罗马的西班牙式舞台上仅仅走了4分钟，媒体报道说，当时驻足观看的人数达到了450万！而在美国，每分钟就有1484管唇膏、2055瓶护肤用品售出。这不啻是在暗示美女的影响力之巨。

　　附带说一件好玩的事儿。我于八十年代初进入大学中文系读书，当时开放度不高。外国文学老师博学而腼腆，是个不敢正面看漂亮女生的“老实头”。“老实头”上课只顾埋头读讲义，实在乏善可陈。有一回教《浮士德》，呜哩吗哩不知所云，后来说到浮士德遇到玛格丽特，就猛地仰起头来，声情并茂地朗诵起其中那段著名的诗：“美丽的小姐，我可不可以斗胆，挽着手儿和您作伴……”全场立时为之愕然。及至念《浮士德》之末句“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时，音调竟高亢了起来。想必那“老实头”亦不是性情外人吧。(西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