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颐和园北边小清河一带，有一个被人们视为“怪人”的老大爷--刘景文。这位老人是一家饭馆的老板，可他每天三顿就是一碗白面条；他的衣着打扮土得不能再土，像个拾荒者，可他却已资助了50名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他在当地住了大半辈子，朋友却很少，周围的人都觉得他“精神有问题”；他每天晚上都有家不回，有屋不睡，支几张桌子，就那么孤单地睡在饭馆门口的露天地里，睡在国旗旗杆旁……

　　从刘景文老人的言谈话语、从他那花白的头发和时常湿润的眼神中，记者看到的，除了一片心底无私的炽热情怀外，更有一份无处倾诉的孤独。

　　十二年风雨助学路--一个捐资助学者的口述实录

　　初见刘景文，完全看不出他就是一家饭馆的老板。他皮肤黝黑，身体壮实，说话直来直去。他对记者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把钱、权看得太重，没有几个人肯跟他这个“乡巴佬”坐下来，耐心地听他讲那过去的故事。

　　与刘大爷坐在路边上，倾听着他的一句句的诉说，记者忽然感到时光在不停地倒转，仿佛回到了那个满是苦难、又满是纯真的年代，浑然忘却了身边车水马龙的喧嚣。

　　小时候想不到的好生活现在实现了，所以我们全家对党、对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现在有人理解不了。

　　我是北京人，1947年农历3月生人，是在颐和园北边的骚子营土生土长起来的。我家出身是贫雇农，家中一贫如洗。我13岁就开始挑粪，那时干活比现在累100倍，一个月才挣18元，但那时的人们对党的热爱之情使得我们拼命地干活，常常干到夜里一两点。

　　当时我家生活最困难，我赶过马车，养过鸭子，为了挣更多的钱，1976年，我又当上了装卸工，6个人一天要装、卸八九十吨水泥，累得连骑车的劲都没了。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了，这时我看周围的邻居都做生意了，家境比我家强多了，我也想闯一闯。1984年初，我们在颐和园广场承包了一个商亭，卖汽水和面包。那时我们一个月能挣五六百元，孩子也穿上新衣服了，我们挺满足的。

　　我打心眼儿里感激党和国家，因为没有国家的新政策，我家恐怕到现在还在饿肚子呢。我就在心里想：总有一天我要找机会报答祖国的养育之恩。

　　1985年这一年的夏天，河南驻马店地区发大水，我80多岁的老母亲在邻居家的9寸黑白电视里看到，在水中挣扎的、被解放军救上来的好多妇女儿童都是破衣烂衫，有的甚至光着身子。我母亲看后心里特别难受，就对我说：咱们帮帮他们吧，我这儿还有钱呢。

　　我知道，我妈有5000元存款，那是以前她养的六七十头猪卖的钱，这是她的养老钱。但我妈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过不了几天人就死了，也用不着这些钱，你把钱取出来捐献了吧。”

　　我取了这5000元，又拿出自己积攒的1万多元钱，又向亲戚、邻居借了1万元，凑在一起共25000元，把钱都买了服装。那时的衣服很便宜，装了两大包，比人都高，装了满满1辆卡车。我用大排笔在包上写下三个大字：“首都情”。字写得不好看，但却代表我的心。我知道，这1万多元借款我要拼死拼活干一两年才能还清。但是，这样的大灾也许几年才有一次，这是一个报答人民的机会。像我这样一个过去始终解决不了温饱的人，现在有吃有穿了，我小时候想不到的好生活现在实现了，所以我们全家对党、对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现在很多人理解不了。

　　有人骂我是守财奴，舍不得花钱。可我敢说，这些年我没错花过一分钱，我把钱全捐给了老区的孩子。

　　由于颐和园广场改建，我又改行卖肉了。我花300元钱，把农业大学对面马路西侧的三间小土房买了下来，这三间房是私房，加在一起也不到30平方米。我到周围的村子里收猪，自己动手屠宰，检疫合格后拿出来卖。我卖的价格最低，人家卖一头猪就能赚100多元，我卖七八头猪才赚100多元。但由于我卖的肉质量好，价钱低，有的人甚至从10里地以外到我这儿来买，生意很火。不到七个月，我就把欠下的1万元钱还清了。

　　富了以后，我想去外面看看，上老区、上毛主席当年的长征路走一走。我们这儿附近有一支部队，我平时和他们关系挺好的，认识他们的团长和司务长。1988年夏天，他们要到井冈山一个基地去训练，我就跟着他们的车去了井冈山。

　　那几天，我在当地的山村里到处走到处看。有一天，我看见一座破庙前的露天地里，一个光着膀子的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我看着挺新鲜。我发现旁边几十米远处还有不少孩子，满脸是泥，也在远远地听课，他们都是交不起学费的。

　　这之后，我就跟着那些念不起书的孩子到家里去看，我一共去了10来家，最远的有20多里路，要走两三个小时。这些孩子的家里破烂得简直难以想象，身上穿的也不像是件衣服。我很有感触：这些老区人民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可是到现在还这么贫困，解放四五十年了，老区人还在受苦，我感到很羞愧。我当即就把身上带的2000元钱分给了10个失学儿童的家长，让他们把孩子送回学校。

　　这之后，我还去了一次延安，在志丹县和塞县转了100多里地。那里老百姓的生活更苦。我就找了志丹县与塞县交界的一所条件最差的小学，我把身上带的6000元钱交给了老师，由老师再发给20个没钱念书的孩子，并且让每个孩子给我写一个收据，证明他们确实收到了。这些孩子有八九岁的，有十二三岁的，都没钱上学。我对他们说：首都人民没忘记你们。我还说，将来我挣了钱，会再来的。

　　从老区回来之后，我更是卖足了力气，拼命地干活，想多挣点钱捐给孩子。

　　十二年风雨助学路

　　1992年以后就不卖肉了，因为我们卖不过外地人了，他们给猪肉注水，价钱就比我还便宜，我要是按这个价钱卖，每头猪就要赔100多块钱。老顾客还不相信我说的话，认为我卖的价高。

　　于是我就把小店重新翻修，盖成了铁皮房，办起了“文云小吃店”。我卖的熟食是从国家肉联厂批发来的，合乎卫生标准，价钱也低，在当地生意挺火的，我就又开始资助老区的孩子。这一年的6月，我曾去过山东临沂微山湖地区，在湖东岸资助了8个老区失学儿童，给他们每人每年100元钱。这8个孩子在1997年上了中学后，费用又加到每人每年150元，一直坚持到现在，其中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

　　1992-1996年，我还资助了8名大学生。这些学生刚刚考上大学，都出身于外地农村，家境贫寒。他们放学后，常常来到我的小吃店帮忙做工，等客人走后，他们把人家没吃过的剩包子、馅饼放在一起，拉上窗帘悄悄地吃。我知道后心里很难过，4年间就一直资助他们学费。

　　我和老伴儿上山捡破烂，到饭馆捡剩食吃，我们节省每一分钱，目的就是让孩子能多念一个字。

　　1996年，北京整顿高校周边环境。农业大学周围的农贸市场都被撤掉了，我那暂时停业的小店也被拆除了。国家整治高校环境，我可以服从大局，但总得帮我找一块地方继续干下去呀。小店没了，就断了我的经济来源，我捐助的沂蒙老区的几十个孩子眼看就要失学了。

　　我成天心急火燎的，上百次地到各个相关部门请求支持。在区综合整治办，我含着眼泪说：可千万不能再让这些孩子失学了啊！老区的孩子还在受苦，他们吃不饱饭，念不起书。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批给我一块地儿，让我把小店再盖起来，为了这些孩子，累死我都认了！

　　区综合整治办的几位主任都很同情我，帮我奔走呼吁。但因为种种原因，批一块地过程太漫长了。

　　那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小店支撑了，我和老伴儿只好每天早上4点钟就爬起来了，去爬百望山、香山和颐和园，捡人家扔在山上的可乐瓶、易拉罐和纸箱子，捡回来卖钱。

　　我们舍不得花钱吃饭，身上带的窝头、干馒头吃完了，就到饭馆里捡人家吃剩的饭。我们节省每一分钱，目的就是让孩子多念一个字。就这样，在两年间，我们靠捡垃圾挣来的钱，咬着牙坚持寄钱给沂蒙山区的8名成绩优秀的学生，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了。

　　1998年5月，海淀区的领导同意我临时占用圆明园西路小清河车站旁边的一块地。这块地已经荒了二三十年了，垃圾堆成了山，旁边还有一个大水坑。我分别找到有关部门，盖了5个章之后，开始重建小吃店。

　　我和老伴儿两个人没日没夜地苦干了3个多月的时间，在7名大学生的帮助下，清走了垃圾，填上了大坑，建起了一间105平米的“文云小吃店”。我还特意做了一副旗杆，立在饭馆门前，我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飘扬在小吃店的上空，飘扬在我的心中。

　　现在，我又资助了山东平邑县岐山乡北大支坡村的38名小学生，看着他们寄来的照片和学习成绩，我的心踏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