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哲

　　在当今，有女儿是个福分。

　　我有三个女儿，是福上加福，是福的立方。当然，我不是在提倡多生多育，因为这种“例外”是个“历史”现象，想当年还没有“独生子女”这一说。既生之，则养之，三个女儿便成了现实存在。

　　但是，说心里话，真正理解“女儿”的存在，并将其当成“福分”，可并非是“历史”，而是“现在”。当时，她们一个个生下来，首先想到的是又填了一个嘴巴，虽说“填人进口”是个喜庆事，但“嘴巴”是要吃饭的，数字概念在大脑中留下的的印痕，远比性别概念要深刻的多。再加上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生男生女都一样”，全是“半边天”，阶级出身、家庭成份，才是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政治标志，只有它能够决定你的前途命运，乃到身家性命！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入学读书、上班工作、成家立业，我随之也一年比一年变老，从社会的前台走向后台，从生活中的主角变成了配角，只见她们相继在社会上找到了应有的位置，并于自己的岗位上“各领风骚”，我当然为之高兴。旁观则清，只有这时我才逐渐注意到三个女儿的个性特点、是非短长，并同时也觉得有说一说的必要了。

　　“老大”

　　大姑娘执教的学院，就在我家的隔壁。上午大姑娘借课间休息，来我家小坐，并告诉我：“再过两天，我就进到40岁的行列里了！”

　　女人40，人到中年，我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浓眉大眼，笑容可掬，衣着入时，举止优雅，脸上连个皱纹都没有。方才人还没有进门，就在楼梯上大声喊：“老大来了！”进屋后，还分别与她妈和我贴了个脸。她还完全是个孩子吗！

　　我带她去公园玩耍，她坐在我的自行车横梁上照的像就在眼前：圆圆的小脸十分紧张，肉乎乎的一双小手紧张地攥着车把，其时不过两，三岁吧！还有一张照片：她端端正正站在那里，剪一个学生头，穿一件花棉袄，右手擎一本《毛主席语录》在胸前，也不过六、七岁吧。怎么一晃就四十了，什么时候长的呢！

　　她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在一所中学里教书，因为在教导处担当一部分行政工作，只能少兼一点课，我选择了“生理卫生”。虽说同年级有10多个班级，但每周只有一个课时，即“一个头”。也就是说备一堂课，就可以讲10多回，省事，还没有课后累，不用批作业。可当时正时兴“学军”，“生理卫生”给学生讲授的是针灸、中草药，加上战地救护，而且必须实际操作。这就要求我每次在上针灸课前，首先得在自己身上试针，找到部位、感觉，体会到疗效以后，才能到课堂上手把手地传授给学生。可是有的针灸穴位，比如双肩、后颈，自己是够不着的，爱人又晕针，每每到这种时候，我只得商量女儿。开始她也常常忸怩，但最后总是在“支持爸爸工作”的前提下，答应我在她身上试针，而且从来不说疼，也不喊叫，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孩子的理事与善良，常常让我感动地热泪盈眶！

　　陆续生下二女儿、“对双”以后，“老大”自然就成了家里的“小大人”。她主动、自觉地肩负起许多家务事：洗碗、喂鸡、抱孩子，成了我们得力的“二传手”。当时粮、油都是按人口定量供应，凭证购买。一到秋天，学校农场常常分给老师们一些苞米、豆子、大白菜之类，以补给教职工粮食定量的不足。这凉晒、存贮的任务，自然又落到了“老大”身上。早上，她要爬到房顶上去摊铺，晚上得再簸净、装袋，收拾回来。她还与我一起挖菜窖，拉黄土，打煤坯……。我们将她当个男孩子一样使唤，至今我与她妈妈还经常脱口而出，喊她“蕾儿”。

　　中学毕业以后，她做过小学代课老师，当过皮革厂工人，然后又回到自己的母校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打字员，后来考上了“电大”的大专班，接着又在某师范大学函授读了大本。当陆续拿到大学专科、本科毕业文凭之后，她开始到中学教书；过了几年，又离岗到大学法律专业进修，结业后便进入高等学校执教，经过自己的坚持努力，从助教、讲师，一直到被聘任为副教授。这中间经历过多少不眠之夜，又冲破过多少精神的压力与束缚。说真的，我就反对过她到大学去深造。见于自己“臭老九”的历史命运，我不愿意她再走我的路。从五七年反右到文革十年，个人及其家人被打入“另册”，成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过日子，刻骨铭心，谁能忘得了呢！

　　可是，当我反复劝阻，她也要带着七、八个月的身孕，执意去大连参加师范大学面授，我又由衷地感到一种骄傲！终于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年轻时为改变命运不公，努力拼搏的影子。说真的，直到如今，我仍然为她而感到一种自豪！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在大学里教书，终于圆了我一个半途而废、没能完全实现的大学教书梦(这个经过她十几年殚精竭虑，好不容易得来的“果”，当然值得我这个父亲的欣慰)；但我更看重这个“过程”，她没有虚度年华，为了一个人生的目标，毫不动摇，始终如一，去参与、去努力、去奋斗！

　　这是人的一生最可宝贵的品质，比黄金还要贵重，比任何财富都更值得珍惜！拥有了它，你的一生，才会活得主动，享受到自由；拥有了它，你才会无论在什么诱惑面前，总能保持头脑清醒，不会觅失你自己。它就像是贾宝玉脖子上挂的哪块“通灵宝玉”，是须臾也不能离开的呀！孩子，既然拥有了这笔精神财富，就一定要加倍地珍视，而且要传给你的子女，一代一代地继续发扬下去！

　　记得有一件事，“老大”让我兴奋了好几天。那是一年元旦，学院里举办酒会，市长也参加了，院长陪着市领导挨桌敬酒。当走到她所在的酒桌时，院长特意向市长介绍她是我的孩子。晚上回到家里，她十分气愤，说是不愿意生活在我的“影子”里：“我就是我！”孩子，好样的，有志气！

　　经过几年的奋力拚搏，她不仅在学院里的讲台上站稳了脚跟，而且走出了校门，法制课从城市讲到乡村，不少部门、一些乡镇，都留下过她的足迹！现在她终于用自己的教学实绩，踏出了一块属于她的活动天地(尽管还十分有限)！

　　可是，一想起她的婚事，我就有一种自责与内疚。那是80年代初期，我到政府机关工作已经十多年了，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当时生活上仍然谈不上富裕，但也不能算拮据。婚事一定要从简，孩子婚后必须独立门户。这主要不是从经济上考虑，而是要坚持一种信念，树立一种家风！

　　对此，她欣然同意，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这样，她母亲为她做了几床新被褥，姑爷租了一间半平房，简单收拾一下，就将婚事办了。

　　记得哪天，我与她的一位叔父、一个叔伯哥哥(也是介绍人)，加上她小弟，四个人推着四台自行车，就把一对新人送进了新房。当天下午，她们自己独立开伙。

　　十几年过去了，她们勤俭持家、口挪肚攒，像燕子垒窝似的，一年置办一、二件家具，现在冰箱、彩电、洗衣机……别人家有的，她们都有了。又住进了自己买的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

　　现在世移事异，子女躺在父母的身上已是一种时尚。孩子结婚大操大办，爹妈债台高筑，大有不将老人的骨髓油敲开吸净绝不罢手之势，真乃国人的一大蜕化，这是对“尊老敬贤”传统文化的一个反动！面对这一“时势”，我有时不得不扪心自问，我对自己的孩子是否过于苛刻？再与后面几个孩子的婚事相比较，我觉得对“老大”是否有点不公？但是，她个人却从来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更不要说“填平补齐”的实际要求了，或许她连这种想法都未曾有过，也说不定。这种自主、自立、自尊、自重、自爱，用自己的努力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可以说又是一份传家宝！

　　命运就是性格。正直、诚恳、勤奋、朴实，这是生命历程铭烙在我个性上的印记；同样，平庸、猥琐、恐惧、忍耐，也是“阶级斗争”、“驯服工具”留在我身上的投影。而这些投影，现在在“老大”身上，也能找到蛛丝蚂迹。许多事情，她思虑过多，总想“十全十美”，力求“万无一失”，结果左顾左盼，迟迟不敢下决心。我曾经给她打过一个比方：这就像开一辆汽车上路，找准方向，记住主要站点，就可以启程了。你要想不拐错一个弯儿，不走一点冤枉路，连路上的蚂蚁也别压死一个，那就会走走停停，只能像乌黾那样，一步一步爬行了！

　　当然了，两代人所处的生存环境不同，生活阅历有别，也决定了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有较大差异。我们这一代人常常处于守势，委曲求全，苛求自己，不求有功，但求无祸(因为有时是祸从天降，你自己根本无法也无力去防卫)。我们以“镙丝钉”自居，以“革命”的一块“砖”为荣，许多事情是“只重耕耘，不问(非不想‘问’，是不能‘问’，也不敢‘问’)收获”。“老大”这代人，往往是“为求收获，方去耕耘”！敢于大胆地表达个人的愿望，千方百计地满足自己的欲求，活得潇洒，活得主动。

　　但是，真理与谬误往往只有一丝之差。实际一点，步步为营，固然往往事半功倍。可是再往前挪动那么一丁点，处处讲实惠，事事求实用，那就将自己市俗化，也庸俗化了。人生的许多事情，以“平常”之心对待是完全正确的，它可以让你经常保持一个好心情；但如果以“平庸”作为标准，人就失去了生活的进取心与社会责任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庸”是生命癌化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