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 “圆梦计划”，并创造性地提出，计划适用对象是“三代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消息一公布，就遭到质疑。

　　有人为人大叫屈，大学以前不关注农村考生，自主招生笔试、面试让考生四处“打飞的”、坐高铁奔波赶场子，贫穷的农村生连赶场子的份也没有，大家批评这不公平；现在大学开始关注农村贫困生，推出了专门的计划，怎么还是遭到质疑？其实，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得到100%的支持。在新政策中利益受到影响的一方，就可能反对，尤其是大学招生政策，增加农村生计划，必然减少城市计划。

　　问题在于大学该怎样应对质疑。一种明智的做法是，将社会的意见，纳入计划出台的过程。招生自主权，是学校的一项自主权利，但从发达国家大学的招生战略、政策分析，这不是由学校校长、招生办公室决定的事，而是要由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和招生委员会决策。再看大学理事会和招生委员会的构成，前者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因此可以在决策时反映民意；后者则按学校的办学特色、教育定位确定本校独立的招生评价标准，招生办公室只是执行相关事务的机构。

　　我国大学则不同，现在试行自主招生的大学，既没有大学理事会，也没有招生委员会。负责制订招生战略和政策的，就是学校校长办公会和招生办公室。根据这样的决策机制，自主招生政策，就具有很强的行政意图以及随意性，难以平衡各方的利益，也无法体现学校的教育特色。过去9年中，我国大学自主招生几乎每年都会推出新政策、新计划，让考生和家长陷入政策焦虑中，这不是一项影响广泛的民生政策应该有的状态。总是随意调整、变化的政策，只能让老百姓无所适从，也表明决策机制尚需完善。

　　没有公众意见参与的大学自主招生决策，在公布之后遭到质疑，是十分正常的。但这种事后质疑，并不能推动政策改变——有问题，也是来年的事了，这也是自主招生政策一年一个样的原因之一。由于这种奇妙的状态，某些大学甚至利用外界质疑，加大学校的曝光度，也就是“炒作”。

　　“三代无大学生”这样的规定，只要稍微想想，就知道肯定会引来争议，为何人大还要推出呢？难道他们不清楚，就是农村家庭，三代无大学生并不一定意味着贫穷，而完全有可能是村干部和当地富裕人家吗？如果没有这一细化的对象规定，人大的自招政策，是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的。

　　“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正是这其中的奥妙。在大方向不错的教育政策方面，对于时下的大学，有争议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争议；没有争议就意味着没有关注，没有关注，就失去了可以宣传的成绩。这几年一些大学的自主招生新政，走的就是炒作路线。2010年，北大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制，而这一做法是从以前实行的学校综合推荐中“提炼”出来的，究其实质，还是学校综合推荐。学校根据各种指标确定人选后，由校长签名、盖章，与以前的操作一模一样，而北大抓住社会对校长声誉的争议，成功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清华推出了“领军计划”，计划的内容，就是学校综合推荐。如果清华就把这称为“学校综合推荐”，或者跟在北大之后也叫“校长实名推荐”，大概不会引起多少关注；人大推出了“校长直通车计划”，这计划和北大、清华的操作相比，并无任何新意。

　　如此炒作，非但不利于大学自主招生评价体系的科学构建，更可能误导公众对自主招生的理解。比如今年兴起的自主招生联考，最后被折腾为高校结盟对抗，得来的是社会对自主招生的反感，甚至有舆论呼吁取消自主招生。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办教育、办学校是长久的事，需要教育者按规律推进各种教育改革和发展事务，而不是借自主招生，制造各种噱头，吸引眼球，谋求急功近利的政绩。这也要求大学走出行政化的困扰，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的构建。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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