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耶鲁招生歧视案看我们的招生公平

从耶鲁招生歧视案看我们的招生公平
2020年08月17日 09:50 新浪教育

  原标题:从耶鲁招生歧视案看我们的招生公平

  在招生考试上不宜搞结果公平,否则很容易陷入一种反向歧视,造成更大不公平。

  日前,美国司法部判定耶鲁大学在招生中存在歧视白人与亚裔的行为,即在学术水平一样的情况下,黑人入学机会是亚裔与白人的数倍或者数十倍。这一结论也为持续两年的官司初步划上了句号。

  虽然耶鲁大学一直否认这一歧视分存在,并举例说,15年来耶鲁大学亚裔学生占比已经从14%增长至22%。但仔细分析最近3年亚裔占比的数字,显然耶鲁在人为调整,最近3年亚裔录取人数分别为299、306、352,明显快速攀升,尤其是2019年当了被告之后。

  这一消息让美国华裔大为振奋,显然耶鲁大学近年将不得不加大亚裔招生比例。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类似案件,但受伤的却是亚裔。

  6月,加州种族配额平权法案ACA5提案在加州众议院高票通过,一旦实施,根据这一法案,加州大学的几十所大学就需要按族裔人口比例分配入学资格。目前加州亚裔人口仅占13%,华裔大约在5%,但目前加州系大学里,亚裔占比平均都在35%以上,其中华裔最为突出,大约都在20%以上。

  于是这一法案遭到了亚裔尤其是华裔的激烈反对。亚裔往往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涉及孩子上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早在2014年,拉丁裔的参议员在加州参议院曾提出了类似法案,最后遭到华裔人士激烈狙击,最后“胎死腹中”。

  但显然,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新民权运动的背景下,亚裔这次无法幸免。ACA5法案通过并实施的概率几乎是100%了。根据媒体报道,在最后投票环节,几名华裔议员竟然投了赞成票,加州大学领导也公开出面支持这一法案。一旦实施,理论上亚裔学生比例将逐渐降至13%,即与族裔占比平衡,而华裔也会降至5%-6%。

  上世纪60年代,黑人运动掀起的平权法案在全美掀起一场族裔平权运动,说穿了是照顾少数族裔,核心就是照顾黑人(亚裔从来没有被照顾过,为什么?),加州大学也不例外,在招生录取中划定了黑人的录取比例,以保障黑人的权益。

  但这一法案实施不久,有一位白人女生申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连续2年落榜,最后她发现主要原因是需要照顾黑人与拉丁裔等少数族群,限定了族裔招生比例,无形间抬高了白人的录取要求。若按黑人的标准,她第一年就该被录取了。于是她打了一场官司,认为这是反向歧视。最后这场官司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赢家,但却导致平权方案在加州大学招生上废止。

  后来又因为加州大学一些歧视华裔的事件的反推动,最终导致1996年209号法案出台,进一步明确否定以族裔背景分配入学机会,转为强调学术,即学习成绩评价。也正因为这一法案,导致华裔在内的亚裔在加州大学占比迅速增长,此后基本没有低于过30%,个别学校甚至逼近50%。

  在此次黑人运动的背景下,种族平权,或者说保护黑人(包括拉丁裔等其他少数族裔)再次成为席卷西方的政治正确。加州入学机会上的平权政策再次反转,华裔在内的亚裔将损失惨重。

  当我们梳理这几十年加州大学在入学机会上的种族政策,以及耶鲁大学歧视案,我们会发现,公平,实际上是看站在哪个角度,站在谁的角度去看的。

  上世纪60年代后,保护黑人、拉丁裔等少数族裔是正确的,是追求公平(我一直纳闷的是,华裔却从来不属于被保护的)。后来,取消这种族群特殊照顾,剔除反向歧视,强调以成绩为主的入学标准,也是一种公平观。现在,再次反转,公平变成了按族裔比例分配入学机会,成为当下加州教育最重要的公平。

  当然,这种反转我充分理解,目前西方席卷全球的“新文革”,让一切高大上的政治正确成为唯一选项,杰斐逊、华盛顿的雕像都被拉倒,砸毁,因为他们都是农场主的身份,涉嫌奴役黑人。甚至远在英国的帝国理工都被迫更换校徽校训,因为校徽校训中充满了殖民色彩。

  族裔绝对公平背后,实际上是身份标签的公平,也是阶层的标签。

  我们也曾经历过那个阶段。文革期间大学曾取消考试,搞的就是这种身份标签:工农兵大学生,其他人是没有机会的,无论你如何优秀。最后这一制度被我们所唾弃,1977年恢复了高考,回到了选才的轨道上:无关身份,机会均等。

  按族裔占比分配入学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典型的结果公平,也一度是美国的政治正确,是上世纪平权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耶鲁大学实际上就是这一精神与理念的实践者,为保障黑人等族裔的比例,不惜降低黑人的录取标准,事实上就抬高了白人与亚裔的标准。

  任何一种过度追求结果的均等与公平,必然会造成事实上的反向歧视,对大多数人是不公平的,至少在机会上。耶鲁大学被判歧视,说起来冤枉,但也不冤枉,关键是从什么角度看,从谁的角度看。

  耶鲁与加州表面上相互矛盾的两个案例,都提示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公平到底应该怎么看?怎么做才是我们要的公平?

  显然,这种族裔绝对平等,也就是结果公平的做法,中国老百姓是难以接受的。在中国文化下,我们追求的公平,可能是更应该强调两个:第一,机会均等,也就是说大家都有机会获得或者参与。第二,过程公平,这个竞争的过程是公平的,比如现在强调的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就是一种保障过程公平的做法。我们恰恰不能接受的,就是这种结果公平,即必须给与某一类人一定的名额比例。

  在国内的高考中,与此类似的,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倾斜,还有一个重要话题:寒门能否出贵子。

  近年国家出台了各种措施,如包括清华北大等名校拿出2%招生计划,专门定向给来自贫困县以下的考生。与之相关,各省也推出了类似的地方专项计划,还有师范生计划中也有类似专项,不一而足。

  这些专项计划简单说,就是对来自落后贫困地区的考生降分录取(县以下中学),以保证来自落后地区与贫寒家庭的孩子上好大学的机会,甚至是比例,希望寒门多出贵子。

  专项计划主要针对县级以下学校和落后地区,县级以上是不能享受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同一个地方的生源,来自城市和县城是不一样的,哪怕是一个四线城市,即便你是当地最穷的小市民,也没有机会获得这个机会。不仅是同一个省,甚至是同一个城市,因为这一城乡差距,就可能导致你在同等分数条件下,是不同的机会。

  近年,各级政府在这一专项政策上,已经投放了数十万招生计划,但我们还屡屡能看到有舆论呼吁给更多寒门机会,希望有更多寒门出贵子。

  对此,我觉得这一政策的实施上还是需要谨慎,不宜继续扩大,这种照顾倾斜不宜过度,过多,否则会走向反面。

  首先,不能以静态的数据来看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需要客观评估这一现象的真实性。很多人拿近年一些高校来自农村家庭学生的数据,对照20、30年前,甚至40年前的数据,试图说明寒门难以出贵子。这一判断本身就存在严重的误导,至少是不客观的。

  恢复高考40多年,1.5亿人已经通过高考这一通道从农村,从小地方流动入城,城镇化也从不足20%达到60%的背景下,来自城市家庭的学生比例大幅上升是必然和正常的,我们一味静态地对比20年前,甚至30年前的数据强调寒门出的贵子少了,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任何可比性。

  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考二代”,其实都来自小地方,从穷乡僻壤考入大学,最后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种社会阶层流动是巨大的,从数量与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忽视这一巨变,做静态数据的对比,显然会错得离谱。

  我们也可以扪心自问,经过这些年的流动、淘汰,在社会流动基本不设限的时代,留在农村的、偏远地区的还有多少人?是什么人? 

  第二,当我们干预一个制度,改革一个制度,前提是这个制度出现问题了,比如高考制度是否在让寒门出贵子的问题上失灵了?没有给贫寒子弟机会?

  2018年,河南理科状元出自一个县城中学,河南郸城县第一高中,不是郑州的那3所著名中学。在当年,该校有37人被清华北大录取。其实更著名的是衡水中学。

  衡水中学近年考入清华北大的人数几乎占据全国第一,这个三线甚至是四线城市中学的崛起,至少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无论高考制度存在多少问题,但至少还是给了大家公平的机会的,尤其是给落后地区人家的子弟(有人也许会质疑,比如衡水中学学生大多来自外地,但衡水中学最初崛起时的孩子来自哪里?衡中凭什么吸引了包括省会的这些优秀学生?不展开讨论了)。

  每年清华北大都有来自落后地区的孩子,来自贫寒家庭的孩子,甚至还有残疾学子。前两天的新闻,一位盲人考生考了630多分,让我不由肃然起敬,还有一个在工地干活的孩子拿到了清华录取通知书,也让大家热泪盈眶。

  显然,目前高考制度其实没有失灵,问题是,你是否努力了?你是否是那个“贵子”,如果不是,如果不努力,为什么寒门必须出贵子?

  我们需要确保高考制度给寒门出贵子的机会,这是根本,但绝不应该在错误评估基础上,过度强调寒门出贵子,甚至划定固定的比例,否则很容易陷入一种反向歧视,造成对多数人的不公平。

  这是耶鲁大学,加州系列政策调整不断反转给我们最大的启示:要保障机会公平,而不是结果公平!

  作者:陈志文

  责任编辑:黄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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