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春天真是金庸的春天。央视《笑傲江湖》未播即已先热，开播后更是引来了一轮全国性的笑骂；四月份，以“金庸”命名的总编号为10930的小行星又被提名委员会正式通过，从此，广袤的太空“江湖”上有了一颗名叫“金庸”的小行星。五月份，金庸现身岭南又在当地掀起了一股热浪。

　　5月20日，一直未在岭南有过公开的学术交流活动的金庸先生，甫抵广州，就受到了当地媒体的热烈关注。尽管金庸先生未对岭南文化作出任何深刻的解析，人们普遍流露出来的情绪是，来了就够了，按照中山大学施爱东先生的说法，“重要的不是金庸说什么，而是那是金庸说的”。金庸此次岭南之行是受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和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黄树森之邀，由河南辗转而来，之后还要再去天津，所以行程安排非常紧凑，21日在中山大学演讲，22日当地文化出版新闻界为金庸召开作品恳谈会，23日与广州读者见面，三天行程马不停蹄。

　　记者有幸在金庸先生岭南之行的最后一天约到他的专访，在他下榻的花园酒店与他倾谈了当代语文的一些话题。在这次谈话中，金庸先生反复提到了他对中国文化优雅传统的神往与坚持。金庸先生是浙江人，人文的底蕴也是江南的、吴越文化的底蕴，从他在《天龙八部》中对吴越风情充满感情的描写，我们可以感受到先生心底深深的吴越文化情结。

　　关于文字暴力

　　金庸：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你也参加了，问了些问题，我记得。现在你不妨再问些问题。

　　记者：今天主要想跟您谈一谈有关白话文和当代语文的话题。有人认为您的文体继承明末清初的笔记体比较多一些，而梁羽生继承更早一些的古文传统多一些，您自己怎么看？

　　金庸：也不是明末清初的，我这个白话文的惟一的标准就是不要欧化。用中国的文法，用中国的传统文字来写。我是绝对避免欧化在小说中出现的，梁羽生好像这方面就不是故意的。他本身中国文学修养很高，文字还是很优美的。他对古文诗词都是很有修养的。现在的很多人写文章好像是用英文的文法来写。我在浙江大学开过会讨论，讨论一些当代语文的问题。武汉大学有位教授讲一番话我觉得很同意：现在很多人写文章不是写的中文，写的是欧化的，西洋文字，用中国的文字写的西洋语言，这个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字，所以我看不懂，他讲的不是中国话。

　　记者：听说您对现在文字的暴力比较反感？

　　金庸：这个是“文革”时候传下来的一种不好的后遗症。文字暴力不单单是文字的暴力而已，这反映了中国优雅的优美的文化传统在一些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了，这反映了他内心的暴力，放弃了优雅的文化。(您觉得首先是他内心优雅文化的缺乏？)文字暴力表现他内心的暴力倾向。(“文革”之前？)这种倾向“文革”之前也有，但是“文革”以来全国性都这样了。以前有的话，你一写出来，人家感觉你不好，就说你这个人不好，就暴露了自己的缺点，所以有的人有节制，他内心有这个暴力，但是他不敢写出来，好像讲粗口一样，一讲粗口骂人，一讲出来人家马上就说你人品很低下，很差，那讲粗口的这个人内心也感觉到，所以他本来也要讲的，他就节制了，不敢讲。但是经过“文革”以后，大家普遍化了，全世界都讲粗口，这个文字暴力表现出来就不以为耻了。文字暴力还是反映一个人人格卑下。

　　记者：现在骂人的风气在文坛也比较流行……

　　金庸：“文革”以后把可耻的事情变成不可耻的了。这是违背中国的雅传统的。(你觉得中国古汉语的那一部分源流在现代文坛还有没有流传呢？)写的文章跟说的话还是有区别的，全世界任何国家讲的话跟写的文字总是这样，所以古汉语的传统不可能全部消失的。有一句常用的话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这个就是古汉语了，还是变成我们口头语了。传媒在推广语言暴力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不好的作用。现在办报如果能够把暴力语言改一改，改一些更优雅的文字就好了。

　　记者：您在报纸上假如看到骂人的文风会怎么样感觉呢？

　　金庸：我觉得没有修养很无聊的，我不大去看这种文字。一个人文风差的话，品格也就很差了，品格很差的话就不值得去看他的文字了。现在这种风气比“文革”的时候已经好多了。现在慢慢减少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如果写文章的暴力倾向太多的话，人家会看不起的。

　　关于文人办报

　　记者：您办的《明报》是香港历史上文人办报成功的典范，但是现在您觉得文人办报是不是走到了尽头？

　　金庸：文人办报，文人在组织编辑采访当然是好的，但是办报主要是企业家的工作比较困难，对文人来讲，就不会做。但是现在世界上教育发展了，文人和非文人的界限也磨合了，很多大企业的主管人员都是大学毕业生，但不一定是念文学的人，可能是研究科学的人，你说他是文人也可以，所以这个文人定义比较模糊了，受过高等教育就是文人。管理一份报纸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单单是读中国文学，就很难办报了。

　　记者：当时您的旗下汇聚了批文化精英，您对人才的综合素质是非常有眼光的。

　　金庸：香港社会是一个很商业的社会，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的，他自然而然接受到工商业的熏陶，这些文人到了香港社会中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了，工商业跟企业管理他也有知识，所以在香港文人办报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在内地就不行了，文人归文人，企业家归企业家，分得很清楚，香港不是这样。

　　记者：广州的报纸您看过吗？

　　金庸：有看。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这些报纸基本上内容还是很好的，文字暴力不大有，比较清秀文雅的。说到到广州来的感觉，以前香港基本法在这里开会，开会的代表有些家属觉得广州人讲粗口，在火车站飞机场老是听到广州人“三字经”的话，我次我来就没听到，有改善。香港人讲粗口也很多人的，但是在香港如果公开场合讲粗口人家会觉得是可耻的，他自己也会收敛。

　　关于中国文坛

　　记者：王小波的文章您看过吗？

　　金庸：王小波不是文字暴力，他是蛮幽默的文风，趣味性的。

　　记者：我想请您对国内的作家的文家发展一些意见。比如说贾平凹……

　　金庸：贾平凹的文字也很很好，他也不是文字暴力，他有时候写像《废都》这样的内容，描述西安青年的性生活，这倒不是文字暴力，是对实际情况的描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记者：莫言最近有一部《檀香刑》，您看过吗？

　　金庸：莫言的文字我很接受，很欣赏。莫言有些文章写得很好的。《檀香刑》我还没有看过。莫言我看过他的一些短篇，写得很好。

　　记者：南京的作家您关注过吗？像朱文啊……

　　金庸：朱文，我看过，写得很新潮、很前卫的，我看了一下，不大看得下去，我觉得他的文字上文风结构不像中国话，比较欧化一些。欧化的文字我情愿去看英语法语，不用去看中国人写的了。王安忆我喜欢的。才写的这些过分意识流的我就不太接受了。

　　记者：那京派的比如王朔的您看吗？

　　金庸：王朔的我看过一本《盗主》(记者注：大概是指《顽主》)。他反映北京街头青年的心态，对这些人我没有接触过，不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看过就算了，也没有深入地好好地去研究。他的语言，我些话我也不懂，京味特别重，讲的京油子的话，地方色彩特别重。中国文坛，莫言的余华的这些都是写得很好的。

　　关于历史小说

　　记者：您曾经在很多场合表示过您想写历史小说，不知道现在的进展如何？

　　金庸：我本来想写历史小说，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越研究下去就越觉得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将来要放弃了。我打算不用小说体裁了，写通史，中国通史吧。写小说有时候自己创造，假的东西放进去，我想写真的历史。

　　记者：您的小说像《书剑恩仇录》和《鹿鼎记》对清史的叙述很有想法，您对清史的研究很深吧？

　　金庸：有些也没有研究。研究历史的话就细节都要注意了，过去历史的知识很不够，这几年都在补。我对清史的研究不及二月河。我很喜欢看二月河的东西，我觉得他对清史的细节什么的都研究到了，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雍正王朝》写得最好，但是也有些夸张，男女感情上面的描写比较粗糙一点，还有结尾我也不怎么同意，雍正这样一个一国之君为一个女人去自杀。但是基本上整体还是不错的。乾隆的那一本就比较粗一点，没有主题。“雍正”的主题很明确了，脉络是一致的，一方面是说权力斗争，一方面肃清贪污腐败。对乾隆的评价，作为历史学家，这样评价还是可以的。在中国写历史小说的作家里，二月河是比较严肃的，不会乱来。

　　记者：高阳的小说您怎么看？

　　金庸：高阳的描写非常细腻，文学的修养比较高，但是高阳的一个缺点是非常罗嗦。我跟他是好朋友，有时候跟他指出过这个问题，但是他说这是个性，改不了的。他不舍得放弃一部分东西，影响了他的小说的价值。他的个性不大容易集中。

　　关于电影改编

　　记者：您表示过非常希望李安来拍您的电影？

　　金庸：他拍电影我欢迎，如果他来拍的话我可以版权送给他不要钱让他拍。我认为他拍得很不错的。他就是优雅的气质，而且他懂电影。做电影做电视要做细的，很多香港、台湾、加坡的导演他不懂电影的，拍过很多戏还是不懂电影。拿电影来讲故事肯定是会失败的，电影要做戏的，京剧也好话剧也好，总是要做戏，讲爱情也好权力斗争也好，表现出来要感动观众，使观众觉得好看。以前他们那些编剧很笨的，把故事从头来讲，像(央像的)《笑傲江湖》，就是把这个故事从头来讲，讲到最后，篇幅不够了，就很快地结束了。

　　记者：您对《笑傲江湖》的开头似乎特别不满意……今后还会再跟央视合作吗？

　　金庸：央视也有它的优点。第一是他们投资很大，播放的范围很广，所以以后要是再合作的话我要跟它提一些条件，哪些地方不能修改。一个人出场在中国的传统小说里是很重要的，好像《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这个人的出场是很郑重的，能把一个人的重要性突出出来。我写《书剑恩仇录》，陈家洛出场也是这样的，很多人去接他，观众和读者会觉得这个人很重要，这是中国的传统做法。你看一套戏，大将出场，要有很多龙套先出来，渲梁一个人的重要性。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很重视这个的。

　　关于从政的失败

　　记者：有人说您写《鹿鼎记》、写《笑傲江湖》，之所以对人性和官场观察得如此细微，跟您的家世和自己年轻时仕途上的受挫有关？您是成功的企业家、报人、作家，您一生惟一的遗憾应该就是从政的失利了，报国无门吧？

　　金庸：我一点不遗憾，我觉得幸亏没有从政，完全不遗憾，运气很好。我本来年轻的时候想做一个外交官，现在想幸亏没有做外交官，做外交官就不自由了，比如做驻美国大使，要常驻在华盛顿，去纽约也不方便，去南部也不方便。我当时想做外交官就是想周游世界，现在不做外交官一样周游世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从政当然也很好，但是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从政，因为个性很不愿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导，不愿意受约束。从政当然有它的好处，可以服务大众嘛，但是我确实不适合。(本报记者 李多钰/文)

    点击此处发送手机短信将此条新闻推荐给朋友
    手机短信传送天气预报、演出信息、彩票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