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的重要经典，例如十三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什么价值？
第一，十三经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史料。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采取了“传经”的方式，而关于思想文化的表述往往离不开经学形式。从汉代可以看到，汉初儒者以鲁地及其附近的邹、齐地区为活动中心。此后，他们传习的儒家经典由于文字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就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这种不同学术流派的论争不但推进了儒家思想，而且成为汉代学术的特色。因此，我们今天要全面地研究汉代思想学术，是不能不抓住经今文与古文之争这个主要环节的。
在宋代，儒学有了新发展，称之为“新儒学”，即我们所说的“宋代理学”。理学用新观点、新方法去解释儒家经典，将佛、道思想巧妙地吸收融汇进儒学的思想体系，这在中国学术史上称为“理学与经学相融合”。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短短的十年中理学得到广泛传播，与它采取的对儒家经书进行阐释这种方式是分不开的。
当历史演变至清代中叶，其主流学术成果被称之为“汉学”，因为这个时期的学术家和思想家们都尊奉汉代的学术(即经学)，推倡朴实无华的学风，所以这个时期的学术又称为“朴学”。清代在乾(隆)嘉(庆)时期重视对经书的训诂考证。事实上，当时许多学者已经突破汉代传经的束缚，对古代经典的辨伪、辑佚、校佚等工作做得更加完善、细致、准确。而且有些学者在训诂考据上有很大成就，同时在创造性理论思维方面也有杰出贡献，如戴震就是很好的例证。
清代关于汉学的总结，不能不提到阮元(1764—1849)，他在汇刻编纂古代文化经典的工作中有很大贡献：(1)《经籍诂》106卷；(2)重刻《十三经注疏》并附校勘记；(3)《皇清经解》(又称《学海堂经解》)。这三部大书汇集了乾嘉汉学的许多研究成果，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阮元除汇刻编纂文献外，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新贡献，他主张以训诂求义理；在训诂中必须“实事求是”。他还研究过金石学，撰有《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同时又用西周器物佐证经学，成为近人研究古史的先声。总之，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以阮氏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是有道理的。
第二，经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经书不但谈社会历史和道德伦理等“人道”问题，而且探讨自然问题，即所谓“天道”，以及这二者间的关系。例如《春秋》经，在18000字的篇幅里，记载了242年间的重要天象和自然地理的变化，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水灾、旱灾等。战国时期，儒者对《春秋》经的传注，主要有《左传》、《公羊传》和《梁传》。在此基础上，汉代司马迁的巨著《史记》才形成完整的历史哲学理论，虽然《史记》并不是经书。不过，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理论与孔子《春秋》经的继承和创新关系，是明显的。当然，司马迁不仅吸取了儒家文化，同时也受到道家和其他学派文化的影响。
十三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种种问题，以及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包含思想、学术、典章制度、道德伦理、天道人道等方面，因而研究中国古代学术，需要有宏大的思想资料。
第三，从古代经书中可以看到不同学派的相互影响。经书是儒家经典，但其中也有其他学派的某些内容。从《周易正义》中可以看到，战国中晚期学者受到道家影响，在《易传》中提出了儒家的天道观。他们将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抽象为阴阳二气的运动过程，通过阴阳定位，结合《易经》卦象加以论证：所谓自然天道实质就是儒家关于社会演变的基本原则。阴阳运动有规则可循，阴阳平衡，居中守正，才是阴阳运转的常态。这表明只有那些中和顺时、刚健有为的人才能赢得百姓的拥戴。这些观点可以说就是儒、道的融合。
以上三点我想大体上阐述了《十三经注疏》的学术意义。
应当指出，近些年来，对儒家经典以及经学史的研究，逐渐成为儒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周易》、《尚书》、《春秋》、《诗经》、《三礼》的研究不断出现新成果。在这个时候《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出版，必将推动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学术的研究，这样巨大的学术文化出版工程，是值得欢迎的。(张岂之)
点击此处发送手机短信将此条新闻推荐给朋友
手机短信传送天气预报、演出信息、彩票号码
文学艺术、留学移民、求职应聘、英语学习，尽在新浪网 文化教育频道。
| 
北京市电信公司营业局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