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同中学学生课题研究成果答辩会办得有声有色(赵全良 郭全华/摄)

　　采访动机

　　6月18日，上海市教委举行全市范围内的“中小学研究型课程成果展示会”。展示会上，中小学生的一篇篇颇具大学水准的研究论文吸引了众多教育专家的眼光。

　　更引人关注的是上海市教委在这次展示会上发布的一条消息：从今年秋季起，研究型课程将纳入全市中小学必修课。

　　研究型课程是一种由学生从自己身边和社会生活中提出问题，在教师指导下以个人或小组收集材料、处理信息、解决问题方式进行学习的崭新课程。它包括新型综合性课程的设置，也包括通俗意义上的项目课题的研究。研究型课程推广是近年来教育界一个热门话题。

　　上海市从1988年启动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在课程结构上提出了由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构成“三个板块”的课程。1998年，开始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二期工程，设置“以功能型课程为主干的多维度课程结构”、“功能型课程包括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研究型课程”，并在全市部分学校进行试点。

　　这项改革对传统的教育体制产生很大冲击。对学生，意味着从被动接受型学习，向主动探索型学习方式的转变；对学校，意味着从教育方法到教育管理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对社会，意味着教育及人才评价体系的重新构建。

　　有人说，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的革命”。在近2天时间里，记者走访学校、学生、家长和政府相关部门，深切感受到人们对这场变革的热情。显然，这场“学习的革命”，还有让人争议之处，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它仍将对我们理论上探讨已久、实践上却总是裹足不前的素质教育，带来巨大推动。

　　“它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潜能，并教会我怎样将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沈岚是个快乐、自信的女孩，这种自信从她开朗的笑声里、从她的一举一动中散发出来。

　　6月26日晚，敲开沈岚家的门，一个穿着蓝色印花土布短旗袍裙、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子笑着迎出来：“嗨，你好！”这个高三年级的女孩，是上海进才中学学生科学院的首批“小院士”。在进才，一共有3个学生学院———学生科学院、人文学院、艺体学院。学院的“小院士”，都是在研究型课程学习和研究型课题研究中有所建树者。

　　从1998年考入进才中学起，沈岚就开始接触“研究型课程”———每周有固定的综合理科和综合文科课，高一每周4课时，高二每周5课时，高三每周6课时。教材由老师自编；课堂由老师和学生共同主持；课外作业则由学生自己提出研究课题，展开调查，收集资料，进行实验。

　　“课题研究教会了我许多。我就说说那个有关控烟的课题吧。”

　　沈岚和她的组员一起制作了200份调查表，利用晚自修的间隙，到其他班级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在5所市、区重点中学，有3.75%的人经常抽烟，2.38%的人有时抽。而且青少年对烟瘾认识模糊，这太让人震惊了。”

　　课题在相关老师的指导下顺利开展。“我们找来小白鼠做实验，还在南京路上组织戒烟签名，到一些研究所找专家请教。”“困难？当然有了。经费问题、组织问题、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等等，这些困难我们都克服了。”沈岚认为，最让她受益的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既获取了知识，掌握了研究方法，又锻炼了社会活动能力。

　　“以前，我不是十分自信的人，成绩中等。可是，从北京回来后，我对自己特别自信。它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只要努力做一件事，总会成功。”2000年4月，沈岚作为该课题研究组长，代表上海市参加了北京举行的第九届全国吸烟与健康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学术性太强，学术报告枯燥，会场沉闷。坐在台下，沈岚心里打起小鼓，怎样能让自己的报告吸引人？如果没人听，那不是白来了吗？轮到沈岚了，她手持中文稿不慌不忙地走上主席台。“女士们，先生们”，沈岚用英语开了头。一下子，台下的专家们目光专注起来，连同去的指导老师也吃惊地看着她：这之前，沈岚并没有说要用英语作报告提要啊！沈岚的报告一结束，一些中外专家便围了上来。来自香港的专家高永文当场向沈岚发出邀请：明年10月，第六届亚太区反吸烟与健康会议在香港召开，你有兴趣来吗？“当时，我以为他说说而已，没想到今年3月，他真的发来了邀请函。”说到这里，沈岚脸微微泛红：“北京之行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潜能，并且教会我怎样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还有10天就要高考了，沈岚报考了国际法专业。“研究型课程让我发现了自己的特长。报志愿时，老师根据我的成绩，建议报考东华大学或者上海大学，保险一些。但是，我还是填了华东政法学院。”当律师是她的理想，沈岚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研究型课程是否是学校教育的点缀，老师是最好的‘试金石’”

　　沈岚并不是上海中学生中的特例。

　　目前，上海正在全市108所中小学的课程教材改革研究基地开展对研究型课程的开发实践，有许多人像沈岚这样快乐地学习着。上海中学的“研究性专题活动”、大同中学的“知识论”和“科学、技术、社会”课程、七宝中学的“人与自然”开放式主体活动……这些极富创意的研究型课程，帮助学生获取在基础知识之外的新知识。它体现为一种创新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良好的社交能力和自信心。

　　但是，这类课程的开展，对学校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

　　传统的教学观念被打破。“教育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三者缺一不可。以前，我们的老师将太多的精力花在授业解惑上，忽视了传道。”上海大同中学常务副校长杨明华说。

　　在大同中学新的教学计划中，高一，着重培养学生科学的问题意识，帮助学生学会提问题；高二，着重培养学生以科学的观点、方法，收集、分析、综合信息，并具有初步设计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学会解决问题；高三，着重培养学生的思辨与批判性反思能力，帮助学生确立研究问题思维模式上的创新意识。

　　“研究型课程是否是学校教育的点缀，老师是最好的‘试金石’。”在杨明华看来，这种挑战，将促使学校提高管理者的能力和教育者的素质。

　　“这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写教材，到课程设置，乃至对学生的考评，都在不断的探索中。”进才中学历史教研组唐志源老师说。1998年，进才中学开始设立“综合理科”和“综合文科”两个研究型课程。唐志源是“综合文科”教材的编写人之一。

　　这套“综合文科”教材命名为“人与社会”，分4册，包括：“人与城市”、“人与市场”、“人与民主法治”、“人与宗教科学”。学生在高一、高二两学年内完成，修满一定的学分，方可拿到中学毕业证书。从1998年开始，进才中学选择了一批教师，负责编写这套教材。目前，前3册已基本完成，第4册也在逐渐完善当中。在这些书里，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如说故事般娓娓道来。

　　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册“人与城市”的篇目：人类从远古村落走来；迈向现代化；城市化问题浅析；人是城市社会的主体；搏击时代浪潮的都市人；未来城市设计。有时候，一篇课目涉及历史、文化、地理、政治、哲学等多门类学科，甚至还能看到最近的新闻事件。“综合课本身就是为了拓宽学生的视野，帮助他们认识社会各事物间的相互联系。”进才中学历史教研组青年教师、硕士生杨国伟说：“教材不会一成不变，教师要不断丰富自己，才能担当教书育人的重任。”

　　唐志源说：“学校为了更好地实施研究型课程，1998年首批评聘5个‘首席老师’，我是其中一个。在进才，‘首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寻找研究型课程和基础型课程之间的结合点，编写研究型课程教材，对基础知识课堂教育进行改革。”

　　为了更好地帮助教学，唐志源们将综合文科的教室布置得极具特色。浅黄色竹帘外是蓝印花布窗帘，室内的墙壁是青石砖，数十个圆弧形的小桌椅，可分可合，合起来可以开“圆桌会议”，而教室后面的那长长的博古架和那些古朴的摆件，更为教室增添了一分书卷气。

　　唐志源们的努力显然没有白费，他们编写的研究型课程教材得到上海市有关专家的肯定，市教委还打算将这套教材逐步完善，向全市的中学推荐。

　　“教育是门极富个性的艺术。政府倡导方向，至于怎么做，应该‘以校为本’”

　　采访中，几乎所有老师都强调一点，研究型课题的选择要尽量与课堂学习相结合。中小学生“做论文”并不一定要有结果，重要的是“做论文”的过程中，掌握研究性学习方法，这远比得到结果更有意义。

　　“这两者是互补的。”上海市浦南中学研究型课程指导老师陆爱民说。在他看来，普通中学更应该坚守这一原则。“重点中学的升学率是基本保证的，他们生源好，师资力量强，所追求的是重点大学的升学率。而普通中学升学率的压力较大。”陆爱民的观点是，把研究型课程和课题的开展方法引入基础性学科的教学中，这样既可以降低成本，还不占用基础课的时间，又达到了素质教育的目的。

　　陆爱民在他教的语文课上开始试验。“按照传统的教学方式，鲁迅的《药》，需要3个课时。现在，在第一课时，我就让同学们讨论，各自找问题，第二节课写小论文。哎，我发现学生们变得聪明了。他们尝试着从各个角度来读这篇文章。一个同学曾经做过‘金庸语言研究’的课题，他把这一方法用到了对《药》的研究上，分析《药》的语言特色。他的分析并不完全准确，但他的思考角度的确很新。”

　　陆爱民的观点得到许多重点中学老师的赞同。“上海在全市推广研究型课程本身是件好事，但如果下硬性指标，‘一刀切’，甚至实施统一教材，统一课时，这将给学校和学生带来伤害。”杨明华说：“教育是门极富个性的艺术。政府倡导方向，至于怎么做，应该‘以校为本’。”

　　现在，大同中学的校本课程占总课程的20%─30%，杨明华的理想是达到30%─40%。他希望社会给予学校一个宽松的办学环境，让学校在完成基础教育达标的基础上，能够各显神通。他说：“苏联曾有个教育部长自豪地对参观者说，我现在能够告诉你们，在远离莫斯科的某地某学校某间教室里的数学课上到哪一节了。这真是个笑话。这种‘大一统’，‘一刀切’的教育模式，制造的荒唐故事太多了。”

　　让学校担心的还不只是这些。社会对研究型课程教育的认可程度，也直接影响着这一“学习的革命”。尽管上海在高考改革上已率先走出一步，但显然，现行的高考模式离我们的教育理想还很远。去年，进才中学有一批在研究型课程中表现优秀的学生，由学校推荐，高考加分后，进入了重点大学。今年，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机会就少了。“其实，很多孩子考试成绩并不是最好的，但他们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目前的高考模式，对这类学生是不公平的。”唐志源这样说。

　　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但改革需要配套。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期待着这一场“学习的革命”，期待着社会对教育、对人才评价标准的突破。(郝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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