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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见到一则报道,说鞍山有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妇女,为了送儿子上大学,竟然陪着儿子上完了初三和高中四年时间。报道写得很简单,但我看后心情异常沉重,因为实在想象不出那位家长为了儿子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其实,在为子女上大学这件事上,每一个家庭都有一部自己的书,而每一部书都是沉甸甸的。 下面我选择的几位家长在子女考大学过程中所付出辛劳的事例，大概是全国近两亿中学生家庭的缩影。李倩原来与我是同事,我们曾在一个编辑部工作。我从部队刚转业见她的时候真可谓“三十岁的女人是金花”。论风韵、论气质、论为人处事的热情与坦诚足以使她成为具有现代色彩的单位“一枝花”了。李倩的儿子在小学时都是由婆婆带的,所以李倩在从事驻外商务的丈夫很少在家里时,她是个爱玩爱串门的角儿。我在报社时,李倩就是个热心肠的人,谁生病、谁结婚、谁夫妻之间出了什么磨擦麻烦，总之凡事她都爱管。 因为工作调动,我同李倩分开也有七八年了。去年有一次我在西单图书大厦买书,有位老师写了一本书,宣传广告上说“某某某老师教的学生为什么50%以上考进北大清华?”很吸引人,那老师签名售书的场面简直叫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汗颜,长长的等候签名的队伍直排到图书大厦门口。那天我从3楼买完书出图书大厦时,突然看到一楼队伍中有一对男女吵了起来,那女的硬要插队,30来岁的男人就是不让她插,结果越吵越凶。我过去一看,原来那女的正是李倩。李倩一见我这位老熟人,便有些不好意思再跟那男的把闹剧演下去，只见她两眼已是泪汪汪的。“有几年没见面了?都认不出我了吧?”李倩很沮丧地问我。 老熟人了,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确实。不过我不明白是什么让你这个过去从不发愁的人改变了自己?离婚了?”李倩两眼无神地：“跟离婚差不了多少。不过不是我与那个冤家的问题,而是我与他儿子之间的问题。” “怎么?你不是从不管儿子的吗?” “过去是。可那种生活早已结束了。从4年前开始,我就像头被套着缰绳的马,再也没有歇口气的日子,我怀疑自己能不能顶得到儿子参加明年的高考……”李倩的眼泪又出来了。突然她猛地抬起头,朝我大声嚷嚷起来：“你何建明不是作家吗?为什么不写写中国人为了考大学的事?为什么不呼吁呼吁改革一下高考模式?考考考,年年考死一大批孩子,岁岁考死一大批家长，难道真的就找不出其它什么更好的办法?” 又一个“逼”我写高考题材的采访对象。李倩当然属于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况: 在她儿子上初二之前,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从没有把孩子读书的事放过心上。婆婆公公帮她把孩子吃喝拉撒的事全包了。但初二后的一次家长会后,李倩猛然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孩子不管是不行了,因为儿子的班主任板着脸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要不让你儿子转学,要不让他留一级。李倩当时听了老师的话,脑子嗡的快要炸了,她是个向来极要面子的人,儿子的成绩之差已经差到同班的家长不能容忍的地步。原来李倩的同事中有两个人的孩子是她儿子的同班同学。一向逞强的李倩觉得这个面子丢得无法接受。问题的严重性还在后头,李倩的儿子小虎从小在爷爷奶奶的关怀下长得人高马大, 14岁时已经身高1米70,体重过了120斤,活脱脱一个小男子汉,时不时半夜里在家中的被子上“画地图”。加上小伙子长得像李倩,学校里那些与他一样早熟的女孩子便向他猛烈进攻——最多一个星期能接到10来封“求爱信”。 那天,李倩开完家长会回家,怀着一肚子火在家等候放学的儿子。 不一会,门“哐”的一声被踢开了，不用说,准是小虎回家了。 李倩看着比自己还高出半个头的儿子,以及儿子那充满朝气的装束,她突然感到真的有些吃惊地凝视起儿子来:什么时候他长成大人了? “妈,我的运动鞋太过时了,我看到新街口商场又有一种新款式,明天给我500块钱。”小虎根本没有在意母亲的表情,依然像平时那样想要什么张口就来。 “你给我坐下!”一个很严厉的命令。 儿子一愣,看着反常的妈妈暂且收敛住找张椅子坐了下来。 “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儿子装傻充愣：“妈,什么事这么严肃?” “你，你看看自己，白长了那么高的个!全班倒数第二,除了那个先天有病的外,就你是班上最有能耐的了,看看,3次数学考试加起来不到90分!”李倩把家长会拿到的几张卷子扔在了儿子的脸上。“难道你真的一点不知道为自己争口气?啊,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儿子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母亲这么认真地对待过自己,今天是母子俩对话,爷爷奶奶被“隔离”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小虎感到很委屈,于是便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擦着鼻涕反问妈：“我知道自己成绩不好,可你知道人家的家长是怎么抓孩子学习的?天天帮着找老师找家教,甚至天天陪着一起听课呢!就你把我往爷爷奶奶这一放,什么都不管。你和爸又都不是天才,我的成绩能跟得上人家吗?要是你能有人家家长的一半心思帮助我,我也会得个全班一二名的!” “嘴能耐!你要有那本事我可以豁出去!”李倩见儿子跟自己抬扛,气不打一处来。 “那好。就看你的了。”儿子把自己的房间小门“砰”的一关,里面即刻传出一首不知是那个歌星的“我很烦,这个世界太少真情太少爱”的歌声。 李倩一听更是火冒三丈。“小虎,你给我出来!” “砰!砰!砰!”李倩只觉得自己那只敲门的拳头都疼了。 “妈,怎么啦?”从门缝里探出半个头的儿子,双手捂着耳机瞪大眼睛问道。 李倩上前一把将小虎头上的耳机摘了下来：“从今晚开始,我陪你做作业!” “真的?”小虎又惊又无奈地折身从书包中取出课本和作业,噘着嘴说：“开始吧——” 这一开始,可让李倩尝尽了当一位辅导外加保姆的高中生母亲的酸甜苦辣。 第一件最让李倩犯难的是她这个拥有“大专”毕业文凭的母亲,对儿子的高中数理化题目基本上是睁眼瞎,所以给儿子请家教是当务之急。她先到了北师大家教中心,那儿的学生给她介绍了一个。头天进门一看,李倩就傻眼了:怎么是女学生呀?不行。别家教没几天,儿子把人家小姑娘弄得晕晕乎乎的就麻烦大了。第二次倒是换了个男孩子。但头一课下来,小虎就提出:此人不能再用。李倩问为什么?儿子回答得极其干脆:他连什么是VCD什么是DVD都弄不明白,还老打听我家管不管饭,妈你说能让这些连上大学之前火车都没有见过的贫困生当我老师吗? 唉!依你。李倩白了一眼儿子说,我下个星期到北大、清华家教中心问问能不能找个合适的。 下一个星期里,为了给儿子找到比较理想的家教生,李倩一连请了3个半天的假,外加每次到北大、清华“打的”花去的112块车费,最后总算在周六把清华的一位据说当年是湖北的高考“状元”请到了家里。 “状元”的水平确实不一般,但儿子的能力却很难适应清华高材生的教学速度。特别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示后仍然不见效时,“状元”有点不耐烦地从口中冒出了句“你怎么这么笨”?什么,老子出钱把你请到我家,让你骂我的呀?!儿子不干了,朝“状元”手一挥：“你走!马上就走!回清华当你的‘状元'去!我不稀罕你!” “阿姨,我来你们家共35分钟,四舍五入,外加来回的路费,你给50元吧!”“状元”找到李倩,要回了那份该得的报酬后转身就走了。 李倩可苦了。心想:事没办成,一个月费力费心得来的200多元奖金眼睁睁为了请一个家教全给“泡”了。 李倩不死心,托人跑到西城某重点中学请了位家教名师。“只要能把我儿子的成绩补上去,老师您有什么事要办尽管说。”讲好每小时60元家教费后,李倩生怕亏待了人家“名教师”,赶忙讨好地补了一句。 “没什么,我比较忙,得让你儿子到我家来上课。”名师说。 “这是一定的,您这么有名,肯定不会只教我孩子一个学生啊!”李倩满脸堆笑地对人家说。 “那就算我同意收你儿子为学生了。不过我只能给安排在星期天的晚上八点到十点这个时间段。”名师说。 “行,您有时间就行。” “那咱们就这样定了。”李倩临走时顺便又从包里取出一只长条形红盒,装着十分不好意思地对“名师”说：“这是我在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时人家送给我的一条水晶项链,不值钱,您戴戴看合适不合适,如果不合适就把它扔了!” “名师”的脸上马上表现出惊诧：“哟，这么漂亮的礼品,我喜欢还来不及呢!连戴都舍不得呢。” 李倩佯装“逼”着人家收起水晶项链后,便赶忙离开了“名师”家,对着长空自叹一声:5 00元又没啦!她拿出依然留有百货大楼服务小姐手温的那张水晶项链的发票,自己骂自己道:阿Q! 家教是定下来了。但每周星期天晚上的这一堂到“名师”家的上课却成了李倩极其伤脑筋的事。让儿子一个人自己来去有点不放心,让孩子的爷爷奶奶陪着更不现实。最后李倩还是决定自己陪儿子去。这一陪就是4个多月。这4个月中每月4趟、四四十六趟,可把李倩折腾苦了。那个“名师”家在北四环外的祁家豁子,李倩家在城内的长安街旁边,上一堂家教路上倒两趟车不说,把儿子送到人家家里后的两个小时可让在外面等候的李倩作难了,进人家门显然是不合适的,中途回自己家又不值得。无奈,李倩每次把儿子送到人家的楼底下后就找个地方看看书,或者构思一下手头的采访素材，要么打打新闻腹稿什么的，总之得找点事消磨这两个小时呀。眼尖的李倩终于发现一处“好地方”——不远处有个电影院门口挺亮,看个书划拉几笔还真成。一次、两次,李倩还真的发现在明亮的灯光下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等到儿子从人家家里结束课程时,她不觉得半点无聊,甚至有时还感觉时间不够用哩!三次四次……李倩和儿子在每次这样的夜晚里各取所需,颇感充实。 可是就在第16次这样的夜晚时,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 那天,上完家教的儿子准时在10点10分跑到电影院门口找妈时,妈却不见了。 “妈妈——!”小虎开始四处寻找,后来不得不大声叫喊。 “小……小虎,我……我在这儿呢……快来扶我一下。”黑暗处,有个变了调的声音在呼救。 小虎紧张地奔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妈妈倒在了地上。李倩什么话都没敢对儿子说,只推说自己摸黑摔了一跤。等到儿子叫来一辆出租车送他们回家后,她忍不住回到自己的房间捂着被子伤心地哭了起来。那一夜,她整整哭了大半夜。我采访时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李倩才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出了实情。 那天,李倩像往常一样,独自依偎在电影院门口的一处灯光下看书,不知什么时候,眼前出现了一个身材蛮壮实的小伙子。那小伙子手里拿了两张电影票对她说：“大姐,我的朋友今晚没来,这儿多了一张电影票,扔了也浪费,你进去看看吧。香港片,消磨消磨时间。” 李倩还没来得及思考一下这突然的“友好”，便被对方热情地拉进了影院,并在那小伙子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电影随即开始了,银幕上出现男女主人公不断热吻和拥抱的镜头,场内人并不多，里面静得出奇。许久没有在电影院感受过这种场面的李倩,似乎也被银幕上男女主人公的情绪感染了,内心深处那份早已冷却的情绪此时此刻不知不觉涌进了血管……就在这时,突然她感觉有一只不老实的手碰上了她的腰际,先是停在那儿没动,见她没有反应,便开始大胆地向她的前胸移动起来…… “干什么?”李倩低声而又严厉地侧头责问送她票的那小子,同时站起身就往外走。 “大姐,你别走呀!”身后,黑暗中有个变调的声音在喊她,并顺势扯住她的衣角。 李倩抬手狠狠地一甩,大步出了影院。她一边走一边心里骂自己“活见鬼!” “大姐,我可不是鬼,我可是你的小亲亲呀!” 李倩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正是那个想在黑暗中动手动脚的无赖。 “你、你想干什么?”李倩使出全身力气想抬高声音吓退对方,可声音不仅没有丝毫的严厉,反而多了几分颤抖。 “嘻嘻,大姐是这儿的常客了,何必耍弄我这样的小弟嘛?”那无赖嬉皮笑脸地凑过来,满口秽语：“怎么,你是嫌我太嫩?错错错,大姐,也许天太黑,你不小心看偏了眼，不信你伸过玉手摸一摸便知……” 李倩吓得连连退了几步。但她知道此时此刻必须自己给自己壮胆,于是便提高嗓音斥道：“你这个流氓,滚开滚开，要不我喊人啦!” 阴暗的灯光下,那人先是一愣,也许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真的弄错了人。良家妇女也该收拾收拾。“妈的,你不想干事,也不能白白浪费老子的钱财呀!” “你、你想干什么?”李倩一下没弄清对方的意图。 “装什么蒜,给呀!老子总不能白贴了半天陪你呀!” 原来他是要电影票钱呢!李倩赶紧哆哆嗦嗦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十块钱票：“给,还你票钱。” “嘿,你当我猴耍呀!”李倩还没有反应过来,对方那只有力的手早已向她伸来,而且在抢走她钱包后又猛地一推,将她推倒在马路边……小虎喊她的时候,那混蛋其实刚刚离开不久。 李倩没有将这事的全过程告诉儿子,但就因为这可怕的一幕,小虎的家教从此结束了,是李倩主动向儿子提出来的。 被请家教折腾得又气又恨的李倩虽然不再想为儿子请人辅导了,但为了让儿子的成绩上去的心思却丝毫未改,相反随着高考的临近,李倩的劳神简直到了极点。 进入高三后,小虎的成绩显然比以前有所进步,李倩在儿子面前,笑着拍了拍小虎的脑壳,毫不掩饰地说：“这是咱娘俩共同努力的结果。” “最主要的还是我的内因在发生作用。”儿子并不客气地回击道。 李倩点点头,说:嗯,这一点应当给予肯定。不过问题是你的进步还不能保证高考的绝对把握,必须进一步加大“内因作用”。对了,我已经根据你在班上所处的中游水平,特意为你制定了一个“半年赶超计划”,就是用6个月时间,每月赶超班里两名同学,二六十二,这样半年下来,进入高三后一个学期,你的成绩就可以在班上达到前三名水平。这叫“量化赶超法”。 “量化赶超法”?正在埋头吃饭的小虎,一听老妈的新花招,嘴里的半口饭再也没有咽下去，放下饭碗便进了自己的小屋再不想答理谁。 李倩才不管儿子这一套。心想男孩惰性大,你不用鞭子在后面赶着,他是不会抬腿快步往前走的。 根据李倩的“侦察”和“剌探”得来的经验是:要想让孩子成绩突上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多做题,二是巧做题。 第一条可行的路说白了就是多花时间。为此,李倩给儿子小虎的时间作了最详尽的安排,每天放学回家后先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然后再做由她亲自选定的辅导资料20题,文理各一天。第二天6点起床后用10分钟洗漱,再用半小时对前一晚上做的题进行检查,然后是15分钟的早餐时间。留有5分钟作为机动时间处理上学前的准备工作。周六、周日当然是全天候的复习与做题,其早晚时间与平时一样。 小虎对上述的安排表示默认,但他提出:我的所有时间已经被无情的全部填足了,如果要我像一台机器运转,条件是我的个人行为将同样全部机械化。 “什么意思?”李倩对儿子这一怪怪的问题不明白。 “没什么意思,你已经分分秒秒给我安排了,我不可能像以前做些我自己本应做的事,比如吃早餐时你得给我把热牛奶吹凉了,把鸡蛋壳剥好,同样晚上睡前也必须把洗脚水端到我脚跟前,等我洗完后再倒掉,最好还扶我上床——请别打断我,应该还用音乐为我催眠什么的。” “你——!”李倩气得直想发作,又被儿子将了一军。 “先别急,如果我说的不成问题,那老妈你的要求我也答应。”小虎两眼盯着母亲,一眨不眨。 李倩“唉”地长叹了一声,说：“好吧,我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儿子头也不抬地搁下饭碗就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就开始“练兵”,儿子对“规定”时间段里做得一分不差,倒是当妈的李倩有些极不自然:热牛奶有些烫,小虎夸大其词地在坐在桌子前大喊“快吹凉吹凉呀”,至于看着儿子在一旁扮着鬼脸看自己忙手忙脚剥熟鸡蛋壳的样,李倩气得胸脯一起一伏。晚上母子俩又开始了“规定”项目的分工……12点差7分钟时,儿子宣告“规定项目”全部完成。已经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的李倩,赶快为儿子端来洗脚水,等刚倒完洗脚水,躺在床上的儿子又大呼小叫的嚷着“催眠曲”没有打开,大约十来分钟后等到儿子“呼呼”入睡时,疲惫不堪的李倩就像浑身散了架似的。 可是说好的事就得坚持,否则前功尽弃。李倩咬咬牙,一个早上一个夜晚地跟儿子“开仗”。十几天过去后,俩人之间的“分工”,渐成习惯。只是有一日让李倩气得不可忍受的是,那天早上她正忙着为自己上午要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做准备,儿子在外屋大声咋呼起来：“妈,不行不行,你耽误我时间了,怎么没有把鸡蛋壳剥好呀?” 正忙着的李倩一听便大怒：“混小子,你自己的手到哪儿去了?” “这不是我的事,我不干!”谁知儿子毫不含糊地回答。 “你——!”李倩大怒,从里屋冲出来,拾起桌上的鸡蛋,就扔在了儿子的脸上：“我看你会不会剥!” 接下去,便是母子俩的一场激烈争吵。李倩为此班也没上成,自己的采访任务也搁下了——_那天她在家里哭了整半天。儿子放学后回来就钻进了被子,什么作业都没做。 最后着急和投降的还是当母亲的李倩。 第二天早上开始,李倩无可奈何地对儿子说,是你妈不对,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明确分工。该我做的全部我做,该你完成的你也必须完成。 小虎没有说话,但同样机械地恢复了以往的做法。只是事过三个多月后,令李倩更发愣的事发生了。 那天,儿子放学回家后吃完晚饭,照例一个人关在自己的那间小屋里。李倩呢,则在自己的卧室赶着一个明天就要发的新闻稿。像通常一样,约10点半后,她就会轻轻敲一下儿子的房门,问问儿子饿了没有,想吃点什么夜宵。 “儿子,说话呀!”李倩感到有些奇怪地追问了几声。 背对着她的儿子仍然不说话,但直挺挺的坐着并不像睡着的样子。于是李倩走了进去。当她看到儿子的模样时大吃一惊:以往虎头虎脑的儿子,今儿个咋傻瓜似的愣在那儿,两眼朝着黑洞洞的窗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怎么啦?小虎小虎!”李倩使劲地摇晃儿子,直到她急得快要掉出眼泪时,儿子总算不紧不慢地吐了一句话: “其实我对考大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妈,真的,我不想考大学了。” “什么什么?你给我说说清楚!”李倩惊愕得半天没把张着的嘴合拢。 “为什么,啊,到底为什么?你给我说说清楚!”李倩急得直跺脚。可儿子说的还是上面一句话,并且任凭妈妈怎么跺脚,他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 这一夜,李倩哭了一夜,她是搞新闻的人,平时见多识广,小虎突然出现这种精神状态的后果太可怕了,这不仅意味着当妈的这几年来花费的精力等于付之东流,更严重的是盼望孩子考大学的愿望将成泡影。 第二天一早,小虎还是机械地在6点起床,可这回当妈的李倩则重新把他拉进了房间,说你今天别去上学了,呆在家里。儿子不听,说为什么我不去上学,不是你规定我这个时候起床,一会儿我还要早自习呢!李倩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把儿子拉进房间，然后直奔小虎的学校。 小虎的班主任也很惊诧地说：“你家儿子近半年学习一直很认真,月月都在进步,已经从中游赶到上中游了。昨天考试时我还对他说,照你现在的进度,到明年高考前,准能赶到班里的前五名。” 李倩一听更是揪心地在老师面前掉了眼泪。“不知怎的,小虎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发现他精神不对头……” “这可不是好兆头。快带他到医院看一看。听说北医六院专门看这类病。唉,我们学校每年的高三毕业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同学出现不太正常的情况。没办法,孩子们压力太大了,我们当老师的也个个像得神经病似的……”班主任的话还没有说完,李倩就有些急了，“请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小虎的班主任一下愣在那儿,她不明白李倩为什么冲她那么厉害! 还用说,现在李倩听到“神经病”这3个字就头发胀。 李倩带小虎到北医六院看后的结果已在预料之中。医生建议,孩子患的是中度忧郁症,可以暂不住院,但必须尽快治疗,可以在家治疗,必须休学3个月。 完了。在走出六院的那一瞬间,李倩第一个反应是儿子的高考梦彻底完了。3个月休学,就等于放弃了小虎的第一次高考。怎么办?李倩从给儿子看病那天之后的10来天时间里一直在想这一问题。她还专门跑到学校跟老师商量此事。老师只说：“这事主要是你家长拿主意,我们可不敢出意见。” 李倩把小虎的父亲也从外地逼了回来。“还用问,当然要儿子嘛!”丈夫的态度非常干脆。但他哪里能理解身在同辈人中间承受种种子女高考旋风影响的李倩有怎样的压力? 在单位,因为儿子得了“精神病”而上不了学后,李倩总感觉那几位家中也有准备高考的子女的同事,似乎总用异样的目光在看着她,而且让李倩不能容忍的是她们的每一个笑声似乎都在有意嘲讽她。“有什么好笑的?!”一天,李倩实在受不了了,拍案大怒。当时编辑部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李倩在身后隐约听到有人轻轻骂她：“准是也得了神经病。” “你们才是神经病呢!”李倩觉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了这等气氛,在编辑部又哭又闹了一场。当她被单位的一名主任送回家时,她一下想到了自己好像也没了脸面,恨不得死了算了,可是回头看看愣在一边的儿子,她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抱住他大哭了一场…… 然而眼泪救不了儿子,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小虎的父亲因为工作忙,放下几千块钱又离开了家,小虎的爷爷奶奶倒是与李倩一样着急,但又急不到点子上。怎么办?李倩想来想去仍不愿轻易放弃小虎的高考,因为从老师那儿知道,小虎他们的课程实际上早已学完了,现在到高考的所有时间里就是重复地做各种试卷,没有新课。这情况让李倩产生了一个念头:儿子不去上学,只要安排好,一边治疗一边照样可以争取参加七月份的高考。到时候也许让那些笑话我李倩和小虎的人大吃一惊呢! 行,就这么干!目标一定,李倩倒是心境平静了许多,对小虎的治疗也进入了正常的安排之中。 她想先必须把小虎学校里的每天学习安排弄到手,这样就尽可能地让儿子与班上的同学复习内容接近。为了做到这一点,李倩又是塞红包又是说好话跟小虎的几个任课老师达成“协议”——每天放学之前她到学校把当天复习的内容记录下来,然后回家给儿子布置。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特费时间和精力。李倩每天要准时赶到学校,否则人家老师就回家去了，等于影响小虎后一天的学习。李倩又常常不能守时,任课老师常常又有事不能按约定时间跟李倩见面。有一次为了等物理老师,李倩左等右等了3个多小时才知道那老师生病住院没来。在西北风里冻了几个小时之苦先不说,第二天李倩还不得不掏出100多元钱买了礼品上医院看望人家，不这样做还能有什么法子?拖着疲倦不堪的双腿回家的李倩瘫坐在木椅上,对着镜子里似乎一下老了几岁的影子,那辛酸的泪水忍不住哗哗地流淌出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来。李倩充当着有病的儿子的“家庭老师”的重任,每天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儿子的学习身上,其实她在工作中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也在为儿子准备这准备那,好在报社工作弹性大,否则换了那种上下班都要签到的企事业单位她李倩早被老板“炒鱿鱼”了。 时至1999年7月的高考日子,北京的天气突然异常凉爽。正当几十万家长和考生三呼万岁满脸笑意地走进考场时,李倩家的小虎突然对她说：“妈,我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我想明年再参加高考。” 李倩当时久久地看着儿子,她心里真想大喊大骂“你这个王八蛋”,可嘴上没吐半个字。她只是朝儿子点点头,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伏在被子上痛哭了一场……她感到过去几个月、几年的辛辛苦苦全都白干了。哭过之后,李倩又重新抖起精神,认真地叫来儿子,坐在她面前。 “小虎,我尊重你的意见。不过,我们还必须像从前一样我安排你做题,争取参加2000年的高考。”李倩俨然一个严肃的教父,让儿子在自己面前起誓。 “嗯。明年我一定参加高考。”儿子起誓道。 …… “这不,又快一年了。我和小虎从来没有放松过一天。其实着魔的倒是我,因为孩子还在家治病,能够稳定就行,所以凡是听说外面有什么对高考有好处的事、名师开的复习班,我几乎都要去看一看,了解了解。这不,你都看到了,为了这,我如今早已变成了一枝枯萎的花了……”李倩朝我苦笑道。 “想开些,高考虽然重要,但儿子毕竟更重要嘛。”我想不出更具说服力的话来安慰老同事。 李倩嘿嘿冷笑道：“话这么说,可是儿子已经这个样了,如果还考不上大学,今后他这辈子还会有什么前途?” 我想了想,真的答不上来。也许这正是中国亿万父母与李倩想的一样的问题吧!我不能不更加深思。 在采写这部作品时,曾赶上1999年高考的最紧张时刻。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毕业生全部考上了大学”的新闻,于是便决定去采访“宏志班”毕业生们的家长的故事。 高全根，是“宏志班”班主任高素英老师向我介绍的第一位家长。高素英现在也算是北京教育界的名人了，但她一讲起高全根一家为了孩子求学的事，仍会情不自禁地落泪。高老师把高家的地址抄给我后，我第一次竟然没有找到。因为高家没有电话，我只能估摸着节假日他家应该有人，所以就在国庆五十周年放假的那几天里找他们。这一日我骑车去崇文区幸福大街的樱子胡同寻找高家。关于北京的穷人我以前有所了解，也到过一些贫困家庭，但此次采访高家却又使我“大开眼界”，原来住在小胡同里的北京穷人还有那么多啊！高家住的院子是个“冂”字形三层简易楼，里面到底住了多少户人家我估不出来，反正从我踏进那个所谓的院子时就得注意两边搭建的小棚子别碰了自己的头、扎了自己的眼睛。才下午3点，可那楼道里得摸着黑走，因为狭窄的通道上既没有照明，更没有一个窗子，各家堆放在两边的物品刚够过一个人。走道一侧还有一个共用水龙头，水龙头上有一把很粗笨的锁箱。接我上楼的高全根师傅告诉我，他们一层楼的人全都在这一个龙头上用水，所以大家有个习惯，一到规定时间就得把龙头锁上，以防浪费或另层楼上的人来窃水。我听后真忍不住要笑：都到网上购物时代了，可这儿的百姓还在过着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呀！一点没错，当我走进高全根家时，这种感受就更强烈了。老高家只有一间房子，总面积15。7平米，没有厨房，没有厕所，也没有内间外间之分，里面竖排着的一双一单两张床，双人床上面搭一个小阁层。老高说他两个儿子没有上大学之前就有一个睡在上面。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无法睡下四个成年人。老高苦笑着解释，1996年3月他住进这儿后，就没有一天是全家四个人同时在这间房子里同住过，如果孩子回来了，他和妻子就到单位去“值班”，如果孩子上学住校，他才和妻子有可能“团圆”。房间里除了两张床以外，就剩一个三屉桌和一个木箱，木箱上面是一台20寸的新电视。老高说这是他家为“迎国庆”而多年来添过的惟一一件东西。我听后心头直发酸，是啊，建国都50年了，就在我们首都北京，竟然还有像高全根这样的贫困户！老高很客气，要给我烧水，我说不用，他非要烧，可他家连个水壶、水瓶都没有，只能用那个做饭的大铝锅，搁到走廊里他的“露天厨房”去烧。 当老高用双手端着大铝锅为我倒水时，我不由感叹地说你这儿太艰苦了！这位共和国同龄人却连连说：“我们全家已经知足了，很知足。” 这是怎么说的？我不明白。 老高很认真地告诉我：“这房子还是北京市市长亲自批的，要不说不定我全家现在还住在郊区的猪棚里呢！” 看我惊诧不已的样子，老高便给我讲起了他作为北京知青为了孩子能回城上大学而付出的种种辛酸经历—— 高全根原籍是河北深县人，1957年来到北京的父亲身边。1964年上的北京。四十三中学。两年后，“伟大领袖”关于知识青年一定要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出来了，高全根是班上第一个入团的干部，在学校动员学生们上山下乡时，老师问他能不能带个头？高全根说行，随后拿起笔就写了下面一行字：我初四班高全根，坚决申请到内蒙。写完后就交给了学校。回家他也没让父母知道。“就是知道了，当时他们也拦不住。”高全根说。没几天，军宣队就批准了他和另外班上的15名同学，一起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高全根说他们不是兵团，而是真正拿工分的牧民。这是1968年的事。到1971年时，与高全根一起下乡的另外十几位知青走的走、跑的跑，只剩家里没门路又穷得响叮当的高全根还留在旗上。一天，他到公社开会，公社干部对他说当地的乌达矿务局五虎山矿要招工，问高全根去不去？他说那就去吧。就这样，他被幸运地招到矿上当了一名每月拿82元工资的挖煤工。这在当时，能从牧民变成吃“商品粮”的工人简直就跟进天堂一般。但毕竟内蒙四子王旗是个风沙和冰雪围聚的戈壁滩，矿上的生活也极其艰苦。那时知青们对自己的前途不抱任何幻想，不多久高全根就和矿上同事的一位表妹结了婚，之后就有了两个儿子。那时全家人就靠他一个月82块工资维持着。到了80年代中后期，知青可以回城了，高全根因为当了矿工又成了家，所以按最初的政策他只能把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孩子送回北京。到了1992年，知青政策又有新的说法：只要能找到接收单位，就可以把全家迁回来。已经离开北京20多年的高全根觉得这是个机会——主要是为了孩子将来能有个大学上，所以便托人联系了京郊的一个接收单位，于是全家回到了久别的北京。但是20多年过去了，北京的变化令高全根这位北京人面临了许多他想象不到的事，最重要的是房子问题。接收单位说，我们可以勉强接收你，但房子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的。北京有色金属粉末厂能接收高全根的最大原因是这样的工种一般人不愿意干。然而一个4口之家不能没有房子呀！北京又不像内蒙古农村，随便搭建一个小棚棚没人管你。在内蒙古苦了20多年的高全根没有想到偌大一个北京城，竟然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着急啊，大儿子已经进高中了，小儿子也快进初中了，没有一个固定的家，怎么能让孩子上学读书呀！自己的一生也就这么着了，可孩子的路才刚刚起步，不能耽误啊！他高全根难就难在他是个穷光蛋返回北京的，且还拖着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两个读书的孩子。高全根在接收单位一个月也就六七百块工资，他用这份工资养活全家4口人已经省得不能再省了，哪有余钱在城里租房？无奈，老高只好托朋友帮助。朋友把他带到市郊十八里店乡周庄一队的一个猪棚那儿，说这里有个猪场仓库反正也是闲着，你看能用就住下，不要一分钱，老高还没看一眼是什么样的地方，一听不要钱就连声说“行行，不要钱就行。” 高全根就这样在离别北京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暂时可以住下的“家”。哪是什么家呀？儿子第一个进的猪棚，又第一个吓得从里面逃出来：爸，这地方不能住人，耗子大得跟猫似的！老高不信，他进去了，脚刚刚跨进去，突然从一堆草窝里“噌噌”窜出两只硕大无比的耗子！老高惊呆了，犹豫了，可他想不出还能为儿子和妻子找到另一个可以跟这儿相比的地方——这儿不要钱，什么都不要。 “那几年怎么过来的，我现在连自己都不敢去想一想。”老高说：“也不是我这个人好将就，或者说我们这些当知青的家庭好将就，没办法，我当年离开北京时就背着一床被子和一本语录，现在回北京时是带着老婆和两个大儿子回来的，能回到北京就是场梦。我跟妻子和孩子们经常说，我们是北京人，但又不全是，既然现在户口能落在北京，算是最大的福气了，其它的咱们啥都不要跟人家比。妻子和孩子都是听话的，他们跟着我已经吃惯了苦，但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这种苦与其它的苦不一样，这才叫苦呢！是那种不像人过的日子的苦。就在我回北京前几年那么难的情况下，也没有耽误过孩子一天的课。住猪棚后，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辆自行车，我自己也有一辆，是送他们两个外加接送妻子和自己上班用的。十八里店乡到最近的南城边也要近一个小时，而且很长一段路没有公交车。我每天要很早起来，五点来钟就得先送儿子走，儿子再倒换两次车再骑自行车在7点左右到校。我约摸6点来钟回到家后忙吃上几口再带妻子出门，将她送到有公共车的地方让她好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之后我再蹬车上自己的单位。晚上也是这样，先把妻子接回来，再去车站接儿子，每天儿子们回来最晚，不会早于八点钟。我看着孩子很争气，他们从来不吭一声苦，穿的衣服是破的，睡的地方就是猪窝，前面没有门挡，后面的窗没有玻璃，冬天刮风能钻进被窝，夏天最难受，蚊蝇到处都是，蚊帐根本不管用，孩子们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嘴巴有一厘米长、身子跟苍蝇那么大的蚊虫。我说我也没有见过，只有在多少年没人住过的野棚草窝里才能见得到。我和妻子反正每天下班后就没什么事干了，可两个儿子不行，他们要做作业。冬天他们只能在猪棚外面的石板上做，你问有没有电灯？哪会有嘛！是人家遗弃的猪棚，不会通水通电的。我们做饭是靠的煤炉，孩子看书做作业用的是油灯，一直是这样。冬天冷我们好像没有特别感觉，大概我们在内蒙古呆的时间长了。可夏天的日子就难了，猪棚不知有多少年没人用过了，那虫子蚊蝇横行霸道，我们一家就成了它们袭击的惟一对象。每天一早起来，看到孩子们的身上脸上都是红一块肿一块的，我心里又难过又着急，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再新的蚊帐不出三天就被大蚊虫咬穿了，真是苦了孩子们……” 老高说到这里哽咽得说不出话。 “唉——日子总还得过呗。”长叹一声后，他继续道，“那些年里，我们全家很多时间全浪费在路上，孩子上学要比一般的同学多花至少4个小时路程。家里没有钱，所以他们尽量骑自行车，我都记不清到底经我手换过多少副车胎！看到孩子能骑车到城里上中学我感到有一种希望在我心头涌动。我两个儿子非常不易，他们从内蒙古农村的学校转到北京市的学校时，连本书都没有，起初上课时像傻子似的什么都不懂。但他们十分努力，也从不跟人家比吃穿，上高中了也还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你们听起来可能不相信，可在我们家一点也不奇怪。”老高说着抖抖自己身上的衣服，说，“你看我现在穿的，回北京快有10年了，我只添过两件衣服，其它的都是缝缝补补再穿的旧衣服。孩子跟我们一样。我大儿子是在猪棚里考上重点中学的，又在1997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北京十五中考上第二外语学院，考了534分，这个分那年是可以进北大的。二儿子高岭是在猪棚里考上广渠门中学宏志班的。我二儿子是一个十分要强的孩子，他进宏志班后学习特别努力，这是一个专门为经济贫困的家庭子女们特设的班，来自全市贫困家庭的几十位优秀学生，他们相互之间都在竞争。高岭因为自己路程远而耽误很多时间，又没有一个家而内心非常痛苦，他在做作文时写了一篇很动感情的作文，苦诉为什么在这万家灯火、高楼耸立的首都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立足之地，倾吐了孩子渴望有个哪怕能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的家的心情。他这篇作文让班主任高素英老师很感动，高老师便利用一个星期天跟着我儿子来到了我们这儿，她当时看到我们一家住在远离市区的一个猪棚时，忍不住眼泪都流出来了，高老师说她教的宏志班都是穷人家的学生，可像你们连个家都没有、只能住猪棚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和看到。高老师是大好人，她说她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我们解决房子。她后来带电视台的记者到我住的猪棚现场采访，又向市里反映。1996年3月31日，在当时的北京市李市长的亲自安排下我们全家住进了现在这个地方。你可能觉得四口之家住这么个要什么没什么的简易楼里一间10多平米的房子太寒酸了，可我们全家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总算有个家了。”老高颇有几分自豪地指指桌子上惟一的一样装饰品——一个我们早已久违了的小管灯，说：“这灯是一个亲戚送的。它的功劳很大，已经把我家两个儿子都送进了大学！”高全根指着这盏小台灯，非常自豪地说：“我的两个儿子就是在这盏灯下考上大学的。” 老高的二儿子高岭是1999年从“宏志班”考上北京农学院的。我问他现在家庭的情况怎样？他说他比以前心情舒畅多了，因为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圆了他多年的梦。“我现在虽然日子过得还很紧巴，我自己下岗了，厂子只给一点社会保险，我和妻子俩人每人每天就有17块的收入，她在赛特那儿刷碗，我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要负担两个大学生孩子的上学费用几乎也是不可能，好在学校能免一点，孩子自己勤工俭学挣一点，加上我们省一点，所以紧紧巴巴这么过着。我这辈子没啥追求了，就希望孩子能有出息，他们现在都上了大学，我看到希望了呀！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奢望？” 那天走出高全根家时，已近傍晚，京城上空的一道晚霞正美丽地照在他所居住的那栋像鸟笼似的简易楼上，外面是喜气洋洋的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阵阵歌声、鼓声和踩气球的欢笑声。我忍不住取出照相机，给老高他们这栋“京城贫民窟”留下一个影，我想以此告诫那些生活在蜜糖般幸福的富有的人家以及我们的官员，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人的日子过得很难,应该再想些办法帮助他们。 采访高全根，使我对知青那一代人在今天为了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大学所表现出的那份强烈意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据调查,当年知青中真正后来在1977、1978年恢复高考这一历史时刻，重新进大学又把光辉前程夺回到自己手中的仅仅是数百万知青的一小部分而已，像现在的著名作家陈建功，原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为河南省省长的李克强，著名导演陈凯歌等等社会精英。也就是说,大部分当年的知青由于那场“浩劫”而一生断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且由此造成了一辈子改写人生命运的结局。 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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