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次考研3次博士答辩 作者独家回应“爆火”论文致谢

　　“我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至今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期间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最终完成了草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学博士等阶段的学习。也曾因学业一度中断，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在多家农业企业打工，曲折废弛难以尽述。”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赵安（笔名“赵安之”）的博士论文致谢意外走红了。上面这段文字即出自其中。

　　网友们除了为文中的催泪故事感动外，也对赵安“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的经历非常好奇。

　　赵安的困扰也由此而来。致谢文章最初发表在他的个人公众号上，一些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时，用了诸如“考研7次、屡试不第”等与事实不完全相符的标题，引起了部分读者的不适。有人质疑他是否在宣扬一种“学历至上”的价值观，致谢文章是否反映了某种“学历偏执”的扭曲心态。

　　“我不希望因为我没把事情讲清楚而引起大家的一些误会。更不希望这篇致谢向社会传递的，是一种焦虑、偏执、撕裂的东西。”赵安说。他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详细讲述了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

　　赵安，博士，甘肃省镇原县人，中共党员。先后在兰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求学，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曾担任村支书、第一书记，2016年出版作品集《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

　　以下是赵安的自述：

　　作为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能得到这么多朋友的关心和祝福，令我倍感荣幸，也有些手足无措。

　　这个公众号是我分享生活心得的，虽然每篇文章都写得很认真，阅读量也大多只有3位数。而现在，这篇博士论文致谢的后台阅读量已经有20万了。

　　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博士，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流量和舆论。打开留言板，大多数人都是善意和鼓励的，但这么大的流量，哪怕只有百分之几的人“骂”我，我都觉得我会睡不着觉（笑）。

　　特别是第一家来采访我的媒体，在题目中用了“考研7次、屡试不第”这样的字眼，让一些读者觉得我的心态挺“扭曲”的，好像除了考研就没有其他人生目标了。

　　还有网友担心，我考了这么多次，是不是智商水平不及格？这样的人也能混进博士队伍，会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还有人关心我的就业问题：“35岁的大叔才博士毕业，会不会毕业即失业？”

　　所以我今天接受采访，就是想把我这17年求学的“奇葩”经历讲清楚，回应大家的疑问，也澄清一些网传的不实信息。

　　首先，我在致谢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段话，“学历只是经历的一部分，并不必然代表什么。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但在网传的大多数版本中，这段话被删掉了。

　　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虚伪的谦辞，而是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得出的实实在在的结论。

　　“7次考研”是真，“屡试不第”不实

　　首先要声明的是，“7次考研”并非“7次不第”。

　　我在兰州大学读本科，专业是草业科学。虽然是一名理科生，但我成长经历比较复杂坎坷，一直很关心社会问题，考研时就选择了跨考经济学。

　　和很多刚挥别大学的年轻人一样，那时的我，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再加上报考时目标太高、跨度太大，一头扎进了“最痛苦”的3年时光。

　　我是从大西北半山腰的窑洞里走出的孩子，对北上广有着天然的渴望。大学毕业，我第一次离开甘肃，南下广州，白天给地产商打工，做一些文案工作，晚上回到住处挑灯夜读，准备考研的事情。

　　我在致谢里写，那时候我住的是“握手楼”“胶囊屋”。很多朋友不懂，在这里解释一下：所谓“握手楼”，就是当时广州远郊城乡结合部常见的楼，楼间距非常小，相邻两栋楼的人探出窗子就能握住手。楼之间的过道非常潮湿阴暗，老鼠、虫子跑来跑去。然后楼里的隔间又很狭小，才4到5个平米，就像住在“胶囊”里。

　　而与我们一街之隔，就是广州的顶级社区。富贵繁华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我常常从窗户看向对面，觉得这是我一生都无法跨越的距离。

　　我连续考研3年，最终只收到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学校的通知书。与此同时，我又考上了老家的基层事业编。我选择了后者。

　　刚去基层的时候，我心里还有点拧巴。但现在回头看，这3年的基层工作经历重新塑造了我的三观，对我后来的学术方向及研究方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3年的含金量，绝不低于我后来拿到的任何一个学位。

赵安和山区群众察看饮水困难问题

　　我入职3个月时，恰好赶上甘肃省选派第一批“第一书记”。尽管我当年只有24岁，但时任镇原县城关镇党委一把手的李四科书记很赏识我，以巨大的魄力选派我去担任这个职务。

　　我虽然是个土生土长农村娃，但到一个村里去担任一把手，这种艰难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就像沙漏中间的那个小脖子，向上要对接扶贫办、交通办、水务局、电力局，教育局、文广局、能源局、卫健局等等职能部门，所有的政策输入，都要从我这个口经过；向下则要面对父老乡亲们形形色色、众口难调的问题。

　　李四科书记经常夸我，说我这书记当得好，我问怎么个好法？领导立马来了一句：当了3年都没挨过打（笑）。

　　这些经历，把我的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农业农村问题上，日后我所有的学习和研究工作都不曾离开这个母题。

　　在基层历练半年后，我就参加了人生中第4次考研，还是经济学专业。也许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加深了对学科的认识，也许是因为彻底放平了心态，我这次考出了很好的成绩。

　　但是刚到年底，我们这个村被列为市委精准扶贫的联系单位，是全镇原县215个村里的“独苗”。县乡两级组织反复酝酿后，决定由我出任村书记，在这个重要的窗口期，我没法撂挑子去读研。

　　第5次考研，我又厉兵秣马地报了名，还现场确认拿到了准考证，最终因为当天工作太忙，遗憾没能去考。

　　第6次和第7次考研，我做了一个重要转型，零基础开始备考法律专业。

　　如果单纯以“考上”为目的，那我这个选择显然是不理性的。但我觉得，如果继续一遍遍地复习经济学知识，纯粹是对宝贵青春的浪费。

　　相比于学历，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而我在当时的工作岗位上，迫切需要用法律知识来武装自己。

　　在这个阶段，考研早已不是我的人生目的，只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学习和体验的一个副产品。

　　就这样，第7次，我考上了兰州大学的法律硕士。在此之前，我还在职读完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硕士。恰好我的3年任期已满，我就心无旁骛地赴兰州读书了。

　　7年备考加上3年硕士在读，一共10年时间。前5年自学经济学，后5年系统学习法律。我在30岁前，基本搭建好了自己知识架构的四梁八柱。

　　我的这段经历，与其说是“7次考研”，不如说是“7年求索”。只是以考试论，7次有些太多，以求索论，7年则又太短。

　　3次博士答辩，无关“学术内卷”

　　除了“7次考研”，还有很多人关心我为什么参加了3次博士论文答辩。

　　有些还在读书的朋友看到这个很担忧，问我“学术有必要内卷到这个程度吗？”但其实这跟学术内卷没什么关系。

　　我博士一共读了4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延期一年”，在博士里基本算正常速度。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涉及农民工权益中的一个“冷知识”——工伤险。

　　近几年，大量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涌进外卖、快递这些行业中，他们没法在城里交五险一金，回到农村只能交两险。这两险里并不包含工伤险，但他们恰恰又是工伤的高危人群。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几年，主要就研究这个问题。

　　虽然现在论文致谢“火了”，但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更希望人们来关注我们研究的这些社会问题，关心身边的民生世相。

　　做这类研究，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我一共走访了11个省20多个县，调研了许多行业，除了外卖快递员外，还有矿工、建筑工人、玉石加工工人等。

　　虽然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我第一次博士答辩还是没有通过。第2次再申请，花了更多的时间精打细磨，结果又被毙掉了，这大大打击了我的自信心。

　　导师对我说，你的观点总是哗哗哗地涌现，但这些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呢？在诸多师长的费心指导下，我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打磨论文的逻辑链条，终于在第3次答辩时圆满完成。

　　博士是国家认可的最高学历，就应该高标准严要求。我的这个过程虽然有些狼狈，但返过头去看，其实也很享受，因为扎扎实实地经历了一场严格的学术训练，在思维体系上宛若涅槃重生。

　　这里需要弱弱提醒一句，我读博士时，每个月只能领到1250元补贴。而立之年，上有老下有小，对许多寒门学生来说，坚持到这一步其实对整个家庭都是巨大的挑战。

　　希望国家和社会对那些出自贫困家庭、依然怀揣博士梦想的学生，多一些理解和帮助，不要让他们因为几两碎银而中道辍足。

　　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

　　17年求学，我的经历虽然有点特殊，但也算不上什么“传奇”。如果说有什么能跟广大学子、广大年轻人分享的，大概就是：

　　在当前这样一个就业很艰难的大环境中，你可能不得不先去一些看起来没那么“牛”的平台历练。一些朋友会感到沮丧、失望，但我的经验是，这种情况也许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糟糕。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被命运安排在什么角落里，都应该努力地去发出光和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那这段路就一定不会白走。

　　就像我在基层工作的那几年，听起来远远不像在名校读书那么风光。但我不仅在艰难繁复的工作中得到了磨砺，还在没有导师指导、没有项目资助的简陋条件下，根据自己在基层的亲身经历完成了《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这本书。

　　如今，我国已经选派了至少数十万名第一书记。但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很少涉及诸如第一书记、基层干部、村庄治理之类的专业知识。很多年轻人来到村里，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就是：这活儿怎么干？

　　近几年，陆续有很多地方的第一书记来联系我，自称是《祁村奋斗》的读者，与我分享阅读这本书的感悟和收获。

　　这让我非常感慨：多年前我写下的一点不成熟的东西，竟然也影响了这么多第一书记。

　　近期，我萌生了再写一本《祁村十年》的冲动。从2012年担任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至今已经整整10年了。

　　我希望以这10年为周期，记录一个村支书和一个村庄的蜕变，通过丰富的案例，和比当年更严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写出一本对人们更有借鉴意义的书籍。

　　相信每一个读者朋友，都有传奇的人生阅历、精彩的人生故事。漫漫征程中，山再高，人为峰，只要我们不停下攀登的脚步，那就会不断刷新人生的高度。

　　在对的事情上（绝不仅仅是“考研”），持之以恒地投入心血和精力，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不求速效，相信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的传说。

　　文 | 《中国科学报》记者 李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