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in the Last Ten Years in Beijing

　　丁红宇(注1)

　　By Mr. Hongyu Ding　Beij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中国是世界上学校教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从孔子办学算起，学校教育的历史迄今也超过了2500年，在学校教育的白花园中曾出现过多姿多彩的各级各类学校，伴随着学校教育的丰富实践，还出现了众多的教育家，提出了丰富的关于学校教育的理论。中国古代关于学校教育的理论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理论体系之一。

　　然而，现代学校教育在中国初次出现却已是十九世纪末的事了。一百多年来，现在学校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从未停止过。我们曾有过各类公立学校，也有过各类私立学校，还有教会学校和外国人办的学校。到了上个世纪末，学校教育大家庭中的新兄弟——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才以全新的面貌和旺盛的生命力，在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中呱呱坠地，应运而生。从那时以来，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理论家们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和理论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法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

　　十年历程，三个阶段

　　北京市第一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诞生于1993年。在《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于1995年颁布之前，北京地区以出现了近十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其批准部门和管理部门从中央各部委到各部委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市政府，市政府各教育主管部门，直至区县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真是应有尽有，五花八门。办学质量也是良莠不齐，这是北京地区中外办学的第一阶段。

　　自1995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和1996年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中外合作办学审批程序的若干规定》出台，至1998年底，为北京的区中外合作办学的第二阶段。1996年市教委成立后，我们按上述法规和文件开始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权限，申报材料及审批，注册，颁证程序。自1996年起，经市教委批准成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在北京市注册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一律持《北京市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但此前成立的机构仍持《北京市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1998年年检后，北京地区所有中外办学机构均持《北京市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办学。至此，北京市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全部开始步入规范化办学轨道。

　　自1998年底以来，是北京地区中外合作办学的第三阶段。这期间我们通过年检交流办学经验，提高办学水平，发现办学中的困难和问题，并逐步提出解决办法。主要的工作有：在物价审批部门为中外合作办学专设审批程序和标准；有外汇管理部门为需求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由人才交流部门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办理教师存档，职称评定，出国政审等手续；由属地解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党团组织的设立等。

　　现在，北京地区经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中外合作教育机构及京港，京澳，京台合作办学机构已达70多家。合作办学机构的办学种类和级别覆盖了除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从学前教育到硕士研究生教育各个阶段，既有学历教育，又有非学历教育，既有普通教育，又有职业教育，还有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各种培训，也有把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和二为一的崭新的教育种类。除了国家有特别规定的军事，外交，宗教等特殊门类的教育外，合作办学机构已经进入了各级各类的教育园地之中。目前北京市地区有合作办学机构71家，其中非学历教育机构50家，学历教育机构21家；学历教育机构中，高等学历教育机构10家，中等学历教育机构11家，在校学生总数已超过两万人。

　　合作办学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发展后劲，可以说，哪里有需要，那里就会出现合作办学。有时候，有的合作办学机构遇到了困难或挫折，甚至于近乎面临绝境，但它总能在国家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或者改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实行资产重组，或者引进新的合作者，或者调整招生对象或服务群体，或者迁移办学地点以方便学员入学，扩大办学规模，一言以蔽之，最后总能绝处逢生，甚至“死灰复燃”，真有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味道。合作办学的外方合作这种既有大、中学校和各类职业教育机构、培训机构，也有企业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甚至还有个人。外方合作者的投入方式既有资金方式，也有设备方式；既有人员方式，也有课程方式，或其他知识产权方式；北京地区中外合作办学的外方合作者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

　　总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中国教育机构相生为伴，随着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而发展，补充我国教育之不足，占领我国教育之空缺，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不但直接引进了境外的优质教育，而且通过中外教育的“嫁接”，产生了许多新的教育门类、专业和课程，增强了教育的抗击打能力和自我更新、自我修复能力，使教育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能力大大提高，满足受教育者需求的能力大大增强了。

　　交流的桥梁，改革的平台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为中外教育交流和教育合作架起了一座桥梁。中外教育机构通过合作办学更加直接、更加快速的实现了互相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开办领域中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当然，不建立合作办学机构也可以开展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但那种交流与合作往往带上随机性、随意性，合作双方的关系相对松散，合作内容不够全面、系统。合作办学机构则不然，由于双方都有资金投入，双方都参与办学的全程管理，双方的利益和责任都以协议方式明确规定出来，而且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这种合作和交流就更加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是办学全过程的全面合作和交流。由于双方都有经济投入，因而更加关注办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再加上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指导，从而推动了办学质量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北京地区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但是加速交流教育的桥梁，是加强教育全面合作的纽带，而且是为实现北京地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平台，使教育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方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渠道。

　　目前，北京地区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实现的教育合作和交流及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改革的主要形式、内容及其社会效益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观察和了解。

　　教育理念方面：

　　关于教育产业观念、教育市场观念的交流。我国历来把教育当作事业来办，直到1999年党的十五大和第三次全教会后才提出“教育产业”的观念，而国际上把教育作为产业来经营的观念早已通行了。至于教育市场的观念，我们至今没有任何正式的文件予以确认，只是随着中国“入世”，大家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把教育列入服务贸易条款的规则而间接地予以去确认。由于观念的差异，使我们错失了许多占领国际教育市场的机会。北京地区中外合作办学的外方合作者，没有一个不是把合作办学作为市场去占领，作为产业去经营的。在办学初期看似捐赠的投入，其实正是着眼于长远收益的一种投资，是不折不扣的占领市场的先期投入。通过几年的合作办学的观念交流，2000年北京地区的学校才开始有了境外办学——以及占领境外教育市场，销售我国教育服务的探索行为，这不能不说是中外合作办学所开展的交流的积极成果之一。

　　关于办学理念的交流。在北京地区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中普遍地引进了“营销意识”、“学生顾客”意识，办学销售的是知识产品，学生是购买产品的顾客。必须按顾客的需要，生产顾客愿意购买的产品，学校的知识产品才能占领市场。不少学校正是从这种意识出发而彻底地树立了为学生服务的意识，按市场需求设立专业，开设课程，选定教师、教材、教法等等，以优质产品去建立市场信誉并寻求高额回报，从而彻底改变“以教定学”和以教师为中心，以理论知识为重点的做法，并引起教材、教法、学法、教学手段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学校管理模式等方面的一系列的合作和改革。

　　关于培养目标由此引起的学制、课程改革。北京地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普遍以培养应用性及复合性的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从这里毕业或结业的学生一般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外资机构或中外合资机构工作，因为他们一般都掌握了几门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有的还能横跨几个学科。外语能力和电脑技能是几乎所有中外合作学校学生必备的知识和能力，即使是以普通高中教育为目标的学校也不例外。这样的学生，如果在加上一门或几门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的本事就更大了，一个人可以适应几个不同的岗位上的工作，甚至一个人顶两个人使用，这就无疑增强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这种培养目标的确定还引起了办学体制及学制的改革。为了培养中高级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不少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已开始把中等职业教育、普通中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衔接起来，对现行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对学制和办学体制进行改革。他们总能在现行法法规与政策规定的边缘地带寻找机会和路径，巧妙地实现办学体制改革，甚至学制改革。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决非一般公立学校所能及的，他们既给公办学校树立了榜样，也给公立学校带来了必须改革的压力。

　　关于教学方式、学习模式、学习管理模式的交流与改革。北京地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教学模式等方面也做了交流与改革的探索，有的学校教师课前发复印的讲义或光盘讲义，课堂上使用电子教案，教师讲课不用教案，从而把教学重点放在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学生上课不用作笔记，可集中精力听课或讨论；课后学生通过校园网或互联望进行复习，互相讨论或与教师研究，向教师请教。这种网上互动式的学习彻底改变了课堂上记笔记，课后背笔记的学习模式。在学生理模式方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比如，在学籍管理上引入了学分制，方便了学生自主修课及未来的深造和继续学习；在学习证书管理方面引进了双证书和多证书制，即同时颁发中方学历证书及外方学历证书，或者同时颁发学历证书(或学历证书)及职业证书。首都经贸大学与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工会合办的MPA项目首创了北京地区在硕士学习阶段结束时同时颁发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先代表性的例子。在学生生活管理方面,有的学校探索了物业化管理与指导教师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既培养了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又减轻了学校的管理负担。在教学语言方面，几乎所有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都加强了外语教学，大部分学校实施了双语教学甚至专业课全外语教学，大大增强了学生的工作能力，研究能力和就业竞争力，提高了他们继续学习，赴境外深造的能力。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辐射功能。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但为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而且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试验平台。它的有利之处在于：如果试验失败，利益受损的范围比较小，既不会造成大的社会影响，也不会给政府增加管理的难度；如果试验成功，则其效益可以向所有其他教育机构辐射，向社会经济领域辐射，使更多的人受益，更多的机构受惠。实际正是这样，北京地区的中外合作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已经对全市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发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变得逐步深刻，逐步长远。

　　中外合作办学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北京地区中外合作办学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误区和值得注意的问题。

　　关于海外留学的。不少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都把“出国留学”与“出国交流”的概念混淆了。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规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是可以赴外交流或培训的，通常把这种方式称为“出国交流”，或“出国培训”。这里的重要之在于，这种交流或培训活动不能超出学生在合作学校接受教育的期间。如果学生已经从合作学校毕业，则中外双方的学校都不能组织学生赴境外学习，否则就违反我国的有关法规的规定。因为学生结束在校学习后升入高一级学习，属于自费出国留学范围，任何中外组织或个人未经国家教育部和公安部批准都不能从事这种活动，而当前，只有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才有资格进行这种活动，但他们也不得到任学校内从事出国留学招生及招生咨询活动，否则也违反了有关法规的规定，要受到处罚。所以各中外合作办学单位一定要人签署协议起就把握好这个尺度，以锡将来违规受罚，造成不良影响，更不能心存侥幸，误导学生及其家长。关于学校命名的误导学生及其家长。

　　关于学校命名的误区。不少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都力图把学校冠以“中国”，“中华”，“国际”或“中*(外国名)学校”。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除非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一般不得以上述名称命名学校，有的单位在命名上花了很多时间去争取上述名称，结果只是白费时间和精力，其实只有办学质量和办学方向才能最终决定学校的信誉，我们应当从一开始就把精力放在办学质量上。

　　关于“全外语授课”，“全外语环境”的误区。既然在中国土地上办学，那么除少数短期培训外，根本上就不可能实行所谓的“全外语授课”更不可能实现“全外语环境”。学校的政治教育，思想首先教育，翻译教学都离不开中文，而且甚至必须用中文来进行。即令全部用外语进行专业课程教学，也仍然有一个防止西化倾向的问题。我们的开放，是有原则的开放，我们的合作是坚持教育主权的合作。这是一个办学的大方向,千万迷失不得。

　　北京地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已经走过了它的第一个十年的历程，并已取得灿烂的成就。万事开头难，我们深信，到第二个十年结束时，北京地区的中外合作办学必将取得比现在更加辉煌的成就，一个更加灿烂的十年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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