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洛伊斯的故事》写作手记
劳拉和我是大学同学。1985年，我们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一起去亚洲旅行——印度、中国、泰国和日本。劳拉后来做了律师，我做了记者。1998
年，我们决定一起进行另外一次冒险之旅。那年春季的一天，当保拉·琼斯和比尔·克林顿的性骚扰传言成为时下的热门话题时，我们在杜邦环岛的一家餐馆共进午餐，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性骚扰问题正在面临被泛化的危险，那时，人们往往因为在办公室听到的笑话而起诉。即使克林顿总统确实做过被控诉的那些事情，琼斯的控诉及性骚扰问题都已经沦落为一场政治游戏。
尽管在1980和1990年代，性骚扰立法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于妇女而言，工作场所也最终成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友善的所在，不过我们认为对性骚扰问题在当下大众文化中的讨论仍然非常薄弱。从某种意义上将，对该问题的讨论已经脱离了它的本意。我们意识到，自安妮塔·希尔－克拉伦斯·托马斯听证会(译者注：1991年秋，美国黑人女法学教授希尔斯(Anita Hills)指控美国黑人大法官提名人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曾对她进行性骚扰，两人在国会听证会上对簿公堂，被电视现场直播，报纸追踪报导，不仅给美国民众上了一堂性骚扰的普及教育课，同时，也把性骚扰提到全美的议事日程。) 发生之后的七年来，美国的工作场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我们希望发现这个变革是由谁推动的。
劳拉仔细查阅了性骚扰案件的历史。她发现了一个以前从未听说过但具有极其重要法律意义的案件：洛伊斯诉埃弗莱斯矿案。读完这个案例，我们被这些在明尼苏达铁矿工作的女性所遭受性骚扰的严重程度所震惊，同时，我们也惊讶于这些妇女控诉到联邦法院的案件居然创造了如此重要的先例——第一起性骚扰集团诉讼案。我们联系了原告方的律师，居住在华盛顿的保罗·斯普伦格尔，他也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讲述的重要案件，并答应与我们合作。
1998年10月，斯普伦格尔和那些坚强的女性与埃弗莱斯铁矿公司的和解正在艰难进行，双方已经处在第四次审判的边缘。劳拉和我飞往明尼阿波利斯，在那里一家宾馆的会议室里，斯普伦格尔把我们介绍给这七位女性。会面之后，她们同意与我们分享她们的故事。1999年1月，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到铁矿山——位于美国领土最北端，从德卢斯向北驱车仅一个小时，从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向东两个小时——进行了首次旅行。那次，我和洛伊斯·詹森一起在她的公寓里呆了几天，翻阅了她所保存的自1975年以来的十二箱文件、笔记及剪报。在我对她1975年以来的生活有所了解之后，我就放慢了文件的阅读速度，并开始与她进行广泛的交谈。
之后的一年半中，我又去了铁矿山八次，与洛伊斯在一起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我还采访了涉案的大多数妇女、当地的专家以及一些很不情愿接受采访的男矿工。深入到这样一个狭小而封闭的铁矿山采访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当地大多数居民都对陌生人心存警惕，也不想就此案发表什么看法。而公司也不允许我参观矿厂，因此，我只得以一位矿工的外地表妹的身份秘密的参观了矿厂。
同时，劳拉开始阅读数以千页的法庭文件、会见律师和法律专家。我们每月与保罗·斯普伦格尔在杜邦环岛的同一家餐馆共进一次午餐，在那里，他按时间顺序为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但曾作为公司代理人的三位律师及公司的管理人员都不愿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法庭文件——证言、法庭记录、案件审理摘要及物证——使劳拉和我得知三次审判中发生在双方当事人身上的故事。
我们的写作始于2000年夏——我撰写了本书前面关于明尼苏达州女性生活的部分，劳拉主要负责后半部分的写作，即三次审判。然后，我们互相交换书稿，分别为对方的文字做了增补和修改。从1998年10月我们与妇女们的第一次会面算起到2001年10月最后定稿，我们的写作整整持续了三年……(克拉拉·宾厄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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