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有些说不出口，1990年从部队转业后，第一次走进小城的公共图书馆，就被它扑面而来的寒伧惊呆了。零乱的几份党报，数得清的几种杂志，好几年没购新书。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无论财政收入升升降降，公共图书馆还是很少有新书购进。

　　如今，类似情况竟然成了全国的普遍现象。2001年，有697个县级图书馆全年没有购进一册新书，占总馆数的25.9%；2004年，全国有733个公共图书馆无购书经费，占总数的27.2%；西部地区县级图书馆由于多年未购进新书，书架上因过时而应下架的书占30%～60%。文化部有关领导曾披露，全国公共图书馆藏书仅4亿册，人均0.3册，远远低于国际图联人均两册的标准。全国公共图书馆一年的购书经费，人均不足0.3元。中国平均45.9万人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但国际标准却是每1.5公里半径内设置一所公共图书馆，平均两万人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

　　印度图书馆学家在1931年即提出图书馆学五定律：“书是为了用的；每个读者有他自己的书；每本书有它自己的读者；节省读者的时间；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机体。”美国图书学家倡导“以最好的图书，花最少的时间，供最多的读者使用”。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民主政治的产物，它的存在能够保障社会成员获取信息机会的平等，保障公民求知的自由和求知的权利，从而从知识、信息的角度维护社会的公正。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就强调，必须立法保障公共图书馆事业，完全由公费支持，对社区所有成员实行同样条件的服务，对所有人免费服务。直到因特网成为公民获取信息重要渠道的今天，公共图书馆依然以公共的旗帜，向公民提供着公益性服务，体现着某种程度的公平正义和权利平等。

　　遗憾的是，我国的图书馆离“公共”之目标尚十分遥远。一是它的门槛很高，不是每个公民都可能享有的公共产品，职工、农民往往被拒之门外。图书馆作为保障基础信息公平的主体严重失职。

　　二是馆藏严重不足，图书资源稀缺。许多公共图书馆剔除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假大空书籍，所剩寥寥，很难发挥传播知识、交流信息、培养文明、享受信息公平的公共功能。

　　三是科技含量不高，数字图书馆还属于奢侈品。由于投入整体不足，严重制约了公共休闲生活的层次和品质的提升，直接影响了公民的文化消费和精神需求。

　　知识改变命运。文本的阅读仍然是公众获取知识营养的最重要的渠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赢得世界未来竞争的主动权，非坚持娱乐消遣之外的文本阅读不可。沉溺于感官娱乐中，公众正日益失去思考与行动的能力，尤其是读书氛围正在消散，中国读书的人数正在逐年减少。长此以往，将是民族的大悲剧。在这样一个情境中，我们理当重申阅读文化与文学教育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性，理应在提高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和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增加公共购书经费，优化图书资源。

　　有消息称，我国大多数地方存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我倒是希望地方的官员们省出一点钱，把公共图书馆当成政绩工程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