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好，《新东方留学咖啡》，今天是一杯悲剧苦咖啡，留学与自杀，或者留学与绝望，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给这个话题命题？

　　俞：这个命题我觉得比较简单，如果从去留学的目的到对于未来的生存设计，再到个人的心态心理调整，作好充分的准备，就能防止像卢刚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或者说，防止某种自杀情况的再次发生。

　　徐：但是你想想，现在你有一个朋友，奋斗好几十年，比如说二三十年，然后全部的希望放在天文学上，但是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没有一分钱，家里也回不去，亲人又期待，而且自己的竞争对手又上去了，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办？

　　俞：从教育体系讲起，比如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美国的美国人，他到进了大学学了一个专业，最后会因为这个专业出来找不到工作而自杀的事情发生。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说美国的孩子选专业是自主选的，也就是他自己去选这个专业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专业已经认同了，是他个人的喜好，是他愿意一辈子去搞这个专业的时候才去选的；第二个是说，对于美国人来讲，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去寻求一个工作，如果找不到，再去寻求另外一个工作。那是一个常态。他从初中开始就出去打工，做过无数的不同的工作。所以到了大学如果他发现他学的专业出来以后找不到工作的话，他会比较灵活地改变方向，或者去临时找一份工作，等到专业有希望了再回来，或者他会改变专业方向再去学一个专业。对于美国人来说，他同时学两个专业，学两个本科，甚至是一个硕士完了再去学另外一个硕士，实际上是一种常态。

　　徐：那么对于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呢？

　　俞：这个不同在于，中国人从小被灌输的理念就不同。比如说首先是中国对孩子的未来目标、方向的灌输是比较单向性的。在进大学以前，中国的父母只是告诉孩子们要进大学，所以说孩子进大学要学什么，对于孩子来说，不是孩子思考的问题，跟他的爱好是没有关系的。到孩子们填大学志愿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填什么专业，也只是根据自己选这个专业是不是能进这个大学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喜欢这个专业，所以我要进这个大学。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他去北大，是学生物还是学物理不考虑，他只是考虑我能不能进北大，而不是我对这个专业喜欢不喜欢，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孩子进入大学以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所学的这个专业可能是自己不喜欢的，但是由中国教育体制决定的，学生在大学内部改变专业是很困难的，所以孩子们不得不坚持到底。另外中国孩子还有一个倾向，进了大学以后，他会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问题，第一个是我毕业以后，比如在中国干什么；第二个是我在进入大学第一年开始，就想着要出国，那么他就会考虑这个专业对于出国是有好处的，而不是说对于我的人生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很多孩子像你刚才说的，盲目去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等，因为这些专业比较好出国，比较好拿奖学金。

　　徐：实际上卢刚在遗书里面就这么写了，他说我们这些人从小到大就按照父母的意志、学校的愿望，一直在学着一个自己不知道出来以后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出路的专业，学到这么大，最后发现走投无路，没有希望，他甚至责备了自己的父母。我在90年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认为卢刚这个家伙他不应该再责备其他人，但是按照你的说法，他的悲剧是不是在他进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导火线？

　　俞：他的责备是有道理的，但是到最后卢刚的错还是在他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进大学的时候都是自己的选择，而你到美国去，当时也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好拿奖学金的话，那么到了美国以后，美国的文化教育体系已经非常明了地摆在你面前，这个时候涉及到的是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如果卢刚在美国有强大的应变能力，比如说他发现自己的这个专业未来找不到工作，迅速改变专业，这在美国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即使他毕业以后，发现找不到工作，那么他也不应该迁怒周围的老师和自己的同学，而更应该去思考如何在美国这个社会进行生存。比如像你说的那样，改学电脑，对于他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