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癖”并非只是胡适博士的职业病。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相声《歪批三国》里关于周瑜的母亲(“既生瑜”)、诸葛亮的母亲(“何生亮”)、张飞的母亲(“无事生非”)的考证，也熟悉街头小报上关于“八三四一”之来由的种种说法。这各种各样的考证，都似乎给人以一种猛然间发现了“真理”的强烈的快感，当然好玩得很。但街头小报的说法与胡适博士毕竟不同，前者“考证”完往往要嬉皮笑脸地要你千万别把此话当真，后者往往一本正经甚至咬牙切齿地告诉你，他的发现是空前绝后的，大有老天不生他则万世秉夜烛游的派头，实在也是好玩得很。

　　　近日读报，得知队伍不断壮大的红学队伍又出现了三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霍国玲、霍力君、霍纪平是姐弟三人，皆是半路出家研究红学的，但其成果已威镇红学界。它们的研究成果集结成书，书名《红楼解梦》，其实原定书名《红楼隐侠》更昭示该书的“原汁原味”──在霍氏姐弟眼中，曹雪芹呕心沥血写成的《红楼梦》的主旨是为了讲述一个无人知晓的传奇故事，即曹雪芹本人与一个名唤“香玉”的女子“合谋害死雍正帝的全过程”。此结论之离谱，令人以为他们在开玩笑，但霍氏姐弟显然丝毫没有要幽默一下的意思。该书有一篇署名为“紫军”的序，称该书在红学研究取得了“全面突破”，是红学研究史上的“新的里程碑”。“紫军”相当过份的吹捧之词及这个名字本身令人生疑，读报后得知“紫军”原来是霍国玲丈夫的笔名。细读此书，霍氏姐弟的考证的确令人大长见识。作者根据《红楼梦》中的一个灯谜，推断出竺香玉曾当过两年的尼姑，因为灯谜中有“焦首朝朝与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二句，两个“年”字连用，霍国玲认定即是暗示着“两年”。霍氏姐弟认为曹雪芹一直在痛说家史，所以断定二十八回中“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应该理解为“忘不了新仇与旧仇”。同样，霍氏认定王熙凤的判词(“机关算尽太聪明……”)说的是曹雪芹本人“中举、得官、生子、事败、逃禅……”的经历。而关于黛玉之父林如海之名的来历，霍氏的解释更是令人忍俊不禁：少年曹雪芹与两个伴读丫鬟“经常钻进书斋，畅游在那书林诗海中(这恐怕便是林黛之父林如海的来历)……”霍氏在贾母偶然提及的“残唐五代”四字上大作文章，说“残唐五代”其实是暗指“残清五代”，而“残清五代”又是指清朝的第五代皇帝雍正；霍氏还梳理出一个“代次”，但按其考证出来的结论，宝玉应与雍正同属第五代，而在《红楼梦》中宝玉明明是第四代，对此，霍氏自圆其说道：“作者借此谩骂那个隐写的清朝第五代皇帝雍正──你是我侄子。”霍国玲女士这时告诫读者：“此等地方必须心领神会，不可认真抬杠。”

　　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好玩或更不好玩的考证，我也想不出如此多的人对这本书趋之若鹜是在侮辱曹雪芹还是在侮辱他们自己。有人说，当精神王国的国库亏空或当人们找不到打开“国库”之门的钥匙时，必然会有一批伪币制造者应运而生。伪币制造者让人们猛然产生财富和真理在握的感觉──“我王老五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哪！”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从未见过真钱的富翁，正如有可能出现许许多多从未读过《红楼梦》的红学爱好者。

　　诗人海涅曾担心他死后有许多无知的农人将砍伐他的“桂树丛林”，为的是要在那里“栽种土豆”，担心人们扯下他的诗页来包花生米。我不知道曹雪芹是否有过类似的担心，如果有的话，那么这种担心太一般化了，他太小瞧后世的人们了。在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后世”里，“无知的农人”似不多见，识文断字的人(连同为“专业户”和非“专业户”的红学家)越来越多，没有人傻冒儿到扯下《红楼梦》的书页来包花生米。一个挨一个的精品书屋里每天都售出各种版本的《红楼梦》。曹雪芹本人已成了一个永不死去的新闻人物，人们像关注、猜测着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私生活一样地关注、猜测着他的爱情、他的家世；形形色色的红学家和红学爱好者时不时地制造着关于他的新闻甚至绯闻，顺便也使自己成为众人关注的新闻人物。一会儿香山发现了他的故居，一会儿张家湾发现了他的墓碑，弄得曹雪芹死后几百年还到处搬家，孤魂无依。远在几百里之外的丰润县的乡镇企业还酿造出了“曹雪芹家酒”，并且在电视上大做广告，红光满面的红学家翘起大拇指深情地告诉观众：“味道好极了！”……如今，北京的大大小小的书摊上都摆着这本《红楼新梦》，人们被告知《红楼梦》与“风月宝鉴”一样，只应该从反面看，这一“看”非同小可，原来它不仅是一部与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差不多的小说，而且书中所言之事凿凿有据，斑斑可考。霍氏姐弟如同被特派到几百年前的记者，捕捉到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红楼梦》又一次通过这本具有“里程碑”意识的红学著作，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上的鼓噪而进入平常百姓家，一时间人声鼎沸。

　　早在上个世纪就有人预言，新闻将成为人们主要的消费品之一，人类将渐渐不再为吃的东西发愁，而对“新闻”产生强烈的饥饿感。在如今，不少人不吃早饭倒不觉得有何欠缺，但要是没有看当天早晨的报纸，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梭罗曾说，有人吃了午饭，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醒来抬起头便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似的；他拿起报纸，报纸就很合他心意地告诉他，在某条河上发现有一个人，他的眼睛被挖掉了，他却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没有瞳仁了。梭罗要是活到今天，他的感触将会更深。在北京的大街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书摊与报摊并立，报纸上讲着近几日的事，而书摊上的书常常讲的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事，但关注的角度是一样的，那些书常常是报纸触须的延伸──历史记者们新近在各种文献中搜寻出各种重见天日的新闻。“朝朝与暮暮”、“日日复年年”地满足人们与日俱增的各种层次的“窥淫癖”其实，用不着霍氏姐弟的提醒，“从背面看”早已成为历史记者们“看”的模式。说到底，“从背面看”不过是每个记者都熟悉的老生常谈──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正如饥饿使得人们变卖家产去换吃的，对新闻的饥饿感使得人们去变卖或开发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遗产”──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一位学者曾说，红学就是这样一种学问──一些除了对文学一窍不通之外，对别的东西都略知一二的人们赶集似的聚到一块所从事的一种工作，其工作的特点是自己永远不会成功，以自身的历史证明这种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作为《红楼梦》的一个读者，一个人可能不懂他们所说的，但他有权不懂，有幸不懂。这自然是激愤之言。但又是值得同情的激愤之言，红学有无存在的必要是谁说的都不能算的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偏重于对《红楼梦》及其作者的历史背景之研究的红学命定只能是对《红楼梦》片面的理解。真正的文学作品就像是作家的孩子，它不是由作家设计出来的，正如任何父母都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愿设计出一个孩子。同样，无论我们对一个孩子的父母有多么真切地了解，我们都无法真切地了解一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

　　霍氏姐弟尽力想告诉人们的是：《红楼梦》所写的完全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曹雪芹想告诉人们是他个人(及其深爱的女子)的命运。霍氏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作为文学大师的曹雪芹决不是一个只专注个人恩怨、只诉说个人痛苦和仇恨的无聊文人。在《红楼梦》中，他努力从个人的、偶然的命运上升到人类的命运，从事实的“真相”上升到哲学和宗教的“本真”，从现实中的贾(假)宝玉和甄(真)宝玉上升到文学、哲学、宗教的真与假。霍氏归纳出一个《红楼梦》写作中的“分身法”──《红楼梦》中众多女子是林黛玉的分身，众多男子是贾宝玉的分身。其实这在《红楼梦》的读者中只是一个常识。但霍氏姐弟特别强调这一点是有其用心的，因为他们要收罗关于曹雪芹和所谓“竺香玉”的“完整”、“丰富”的故事，这“分身”就为它们的附会、堆砌提供了强有力的口实：将众多男子的故事集于曹雪芹一身，将众多女子的故事集于“竺香玉”一身。这样的话，它们编造“隐侠”故事所要求的素材就相当丰富了。这显然是逆曹雪芹的动机而动。在他的笔下，众女儿(包括林黛玉本人)是女儿的现象，“水”(特徵是“乾净”)是女儿(“水做的骨肉”)的本体。女儿“质本洁”，但她们又生活在质本污(本为“泥淖”)的、男人(“泥做的骨肉”)的世界里，所说“欲洁何曾洁”，所以“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这就是“女儿”的终极性的命运。“紫军”先生用看三维立体画的过程来比喻霍氏姐弟的“发现”──她们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是在现象上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以致于走火入魔，幻念横生──透过现象看幻象。

　　在《红楼解梦》书的某处，霍国玲女士在提出一个比胡适博士的假设还要大胆的观点后提醒读者她不是在做梦，因为此时窗外“月明星稀”，她“白天睡足了”。但睡足了并不一定保证人不做梦，有时醒时做的梦比睡着做梦更可怕──做梦者极其清醒地认定自己不是做梦，梦之中不觉其梦。说出来的虽然是梦话连篇，却自以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引的千人一呓，万众同说，大街小巷追梦人，说梦者络绎不绝。

　　还是醒来吧，大大小小的说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