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把《莫斯科日记》和《柏林纪事》放在一本书里，两者强烈的风格差异，恐怕谁也不会把它们的作者当成同一个人。当然，本雅明本来就很暖昧，他不仅在风格上难以归类，就连身份都很难明确地命名：哲学家、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翻译家、神学家、小品文作家，似乎哪一个位置都不容他来稳坐，但在这些领域里，他又几乎独树一帜。

　　我们姑且把《莫斯科日记》和《柏林纪事》归到个人传记一类。前者是他1926年底至1927年初在莫斯科两个多月生活的经历。这段经历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既很重要，又颇不得意：他一路追随而来的情人、拉脱维亚女导演拉西斯几乎并不对他有多么看重，她要购物、逛街、下馆子、做衣服时，或许是因为钱，或许需要他的审美眼光的认可，本雅明才有了用武之地。在日记里根本看不到本雅明曾经对朋友所说的拉西斯对他在理论上的重要影响，倒是拉西斯经常出尔反尔地失约和不即不离的态度，令本雅明烦恼不堪，但他并不多么抱怨，依然不改翩翩绅士风度，有时一点点的伤感，也让人觉得可爱。读本雅明的日记，有点儿替他感到不公平，这么一位谦谦君子，为什么得不到他所喜爱的女人的青睐。

　　本雅明在莫斯科的这段时间，十月革命已经十个年头了，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他却无意也无力评价革命后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他不像后来写《从莫斯科归来》的纪德那样富于批判色彩，也不像只能在五十年后才可发表的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那样隐伏着曲笔(后两人都是受到苏联政府的邀请前去访问的)。他似乎不善于记录历史的大事件，或者说，对重大历史事件他没有太大的兴趣，倒像个眼光极毒的城市“相面师”，对身边的琐事，对那些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细节，对那些非常规的个别事物，总是特别加以关注，并以他特有的敏感和细腻一一记录下来，冰雪覆盖的莫斯科在本雅明特有的微观语言的描摹下，以一幅城市工笔画的模样定了型。本雅明原意也说得十分清楚，即他并不想作任何判断和评估，他的责任仅仅是观察、描述，一个外乡人的描述，也是一个局外人的明智选择。我想，作为读者，特别是作为后代的读者，当不缺少那些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读物，特别是资讯发达的时代。而那些将历史事变中的细节详尽地记录在案的作品，怕就要变成凤毛麟角，无处寻觅了。但历史若丧失了细节，这样的历史就只能成为空洞的一堆堆概念了。维吉尼亚·沃尔夫曾经就细节问题说过大意这样的话：假使能重写历史，我一定要把变化的细节写得更好，它们比十字军、蔷薇战争都更重要。伟大的作家，或者说更具历史感的作家，其实都是把记录细节作为重要使命而尽力的书写者。

　　有意思的是，这位善于描写细节的高手，在《柏林纪事》中又换了一种狂想曲的方式“创造”了他的童年生活。曾经深藏于暗巷中的幽谧阁楼，填满死人的墓地，神秘死去的少年朋友，数不清的、又不断变换招牌的小咖啡馆，迷宫一样找不到方向的街道和徘徊在路灯下幽灵一样的妓女，少年的本雅明在其中无能为力，他在这里迷失，又在这里长大。也许是这种对环境的疏离感，使本雅明的回忆朦胧又支离，它缺少清单式的排列，却有着想象和游戏性的意味，至少，那种有意的模糊与清醒的叙述是同等重要的。空间、瞬间以及非连续性像是在睡眠状态下自动翻飞的梭针，柏林成为本雅明四十岁之时编织出来的一场梦境。“我根据我的想像力来记录我的生活。”虽然蒙田他老人家早有此语，但我以为，起码在这部回忆录里本雅明受普鲁斯特的影响更大。这不仅在于本雅明翻译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而且他还对这位超越规范的白日梦患者在回忆之网上布满想象的经纬表示了敬意。

　　《莫斯科日记》以一个局外人的清醒，再现一座陌生的城市，《柏林纪事》则以自家人的随意打发着过去的往事，两者的不同，我以为并不全是风格使然，或许，态度的不同更能说明问题。

　　(《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德〕瓦尔特·本雅明著，潘小松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16.50元。)如果不是把《莫斯科日记》和《柏林纪事》放在一本书里，两者强烈的风格差异，恐怕谁也不会把它们的作者当成同一个人。当然，本雅明本来就很暖昧，他不仅在风格上难以归类，就连身份都很难明确地命名：哲学家、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翻译家、神学家、小品文作家，似乎哪一个位置都不容他来稳坐，但在这些领域里，他又几乎独树一帜。

　　我们姑且把《莫斯科日记》和《柏林纪事》归到个人传记一类。前者是他1926年底至1927年初在莫斯科两个多月生活的经历。这段经历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既很重要，又颇不得意：他一路追随而来的情人、拉脱维亚女导演拉西斯几乎并不对他有多么看重，她要购物、逛街、下馆子、做衣服时，或许是因为钱，或许需要他的审美眼光的认可，本雅明才有了用武之地。在日记里根本看不到本雅明曾经对朋友所说的拉西斯对他在理论上的重要影响，倒是拉西斯经常出尔反尔地失约和不即不离的态度，令本雅明烦恼不堪，但他并不多么抱怨，依然不改翩翩绅士风度，有时一点点的伤感，也让人觉得可爱。读本雅明的日记，有点儿替他感到不公平，这么一位谦谦君子，为什么得不到他所喜爱的女人的青睐。

　　本雅明在莫斯科的这段时间，十月革命已经十个年头了，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他却无意也无力评价革命后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他不像后来写《从莫斯科归来》的纪德那样富于批判色彩，也不像只能在五十年后才可发表的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那样隐伏着曲笔(后两人都是受到苏联政府的邀请前去访问的)。他似乎不善于记录历史的大事件，或者说，对重大历史事件他没有太大的兴趣，倒像个眼光极毒的城市“相面师”，对身边的琐事，对那些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细节，对那些非常规的个别事物，总是特别加以关注，并以他特有的敏感和细腻一一记录下来，冰雪覆盖的莫斯科在本雅明特有的微观语言的描摹下，以一幅城市工笔画的模样定了型。本雅明原意也说得十分清楚，即他并不想作任何判断和评估，他的责任仅仅是观察、描述，一个外乡人的描述，也是一个局外人的明智选择。我想，作为读者，特别是作为后代的读者，当不缺少那些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读物，特别是资讯发达的时代。而那些将历史事变中的细节详尽地记录在案的作品，怕就要变成凤毛麟角，无处寻觅了。但历史若丧失了细节，这样的历史就只能成为空洞的一堆堆概念了。维吉尼亚·沃尔夫曾经就细节问题说过大意这样的话：假使能重写历史，我一定要把变化的细节写得更好，它们比十字军、蔷薇战争都更重要。伟大的作家，或者说更具历史感的作家，其实都是把记录细节作为重要使命而尽力的书写者。

　　有意思的是，这位善于描写细节的高手，在《柏林纪事》中又换了一种狂想曲的方式“创造”了他的童年生活。曾经深藏于暗巷中的幽谧阁楼，填满死人的墓地，神秘死去的少年朋友，数不清的、又不断变换招牌的小咖啡馆，迷宫一样找不到方向的街道和徘徊在路灯下幽灵一样的妓女，少年的本雅明在其中无能为力，他在这里迷失，又在这里长大。也许是这种对环境的疏离感，使本雅明的回忆朦胧又支离，它缺少清单式的排列，却有着想象和游戏性的意味，至少，那种有意的模糊与清醒的叙述是同等重要的。空间、瞬间以及非连续性像是在睡眠状态下自动翻飞的梭针，柏林成为本雅明四十岁之时编织出来的一场梦境。“我根据我的想像力来记录我的生活。”虽然蒙田他老人家早有此语，但我以为，起码在这部回忆录里本雅明受普鲁斯特的影响更大。这不仅在于本雅明翻译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而且他还对这位超越规范的白日梦患者在回忆之网上布满想象的经纬表示了敬意。

　　《莫斯科日记》以一个局外人的清醒，再现一座陌生的城市，《柏林纪事》则以自家人的随意打发着过去的往事，两者的不同，我以为并不全是风格使然，或许，态度的不同更能说明问题。(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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