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考研、考博之风盛极一时，报名者动辄成千上万，可谓文运亨通，令人为之雀跃，但其人大都在规定学龄限度之内。最近大学入学年龄的限制业已明令取消，这对少而失学或学历偏低的超龄人士真是莫大福音，于是爷爷奶奶都参与进来，甚至教授、博导也颇多重作冯妇，再入研究生考场者，颇使人精神为之一振。这是全民素质在提高的一种表征，如此盛世壮举，怎不让人拊掌高呼！而像杨义先生那样学术造诣高深，在学术界卓著声誉的人，肯于纡尊降贵，报考博士生，其自强不息的精神更是值得敬佩，也引发我许多思绪。

　　杨义先生为什么要考博？绝非一时的冲动，而自有他一定的考虑和想法，非局外人所能道，不佞只是妄加揣测一下而已。杨义先生既是博导，顾名思义已是博士生的导师，何必非要反师为生呢？原因恐怕出在“博导”二字上。据说国际通例博导只是一种工作称呼，不是一种爵位，把博导作为一种品级只是中国特色，我看到过一些知名教授把博导印在名片第一行，下面才印自己的教授、院长、系主任等等荣衔，足见博导地位之隆，可惜域外人士不大认同，而博士则是为国际所公认的最高学衔。杨义先生想必知此，所以要“考博”来求自身的完满，这当然是个人的自由和选择，无容他人置喙。同时，我又想到是否杨义先生看到当前博士满地走有点名实不符，义愤之余，该出手时就出手，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躬行实践一把，给社会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样，让小子们瞧瞧，这是一件大功德，我不仅双手鼓掌，还被它吹皱我那久已平静的一池春水，忽地想到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诗句，杨义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何况我自以为比杨义的理由更充分。我越想越有理，禁不住一个人拍案而起，大声一呼：

　　“我好想‘考博’哟！”理由有好多好多：

　　理由之一是：杨义已是博导，犹能精进不已。我则因命途多蹇，遇人不淑，先是遇到武大郎当家，总怕我比他高；后又服从组织调动去创办新专业，总凑不够博士点班子那六条腿，好不容易快足三教授之数，我已年登古稀，“奉旨”以原俸休致，退归林下。黄粱一梦难圆。幸有今日“考博”机遇，岂能坐失良机！

　　理由之二是：年龄问题既已无限制，报考当无障碍，何况高龄求取功名，史有所据。记得童稚之时读《三字经》有云：“若梁灏(有人订正应作颢)，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洪迈等曾考订其说有误，但查对《宋史·梁颢传》，梁颢确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成进士，真宗景德元年(1004)六月暴病卒，年92岁，则梁颢当于72岁中式。各朝类似情况多有记载，为后世传为佳话。按之当世，杨义先生年逾知命，年龄居考博者之首，引起社会轰动；我则年近八旬，比杨先生大出一个博士生来，如能报考，岂不有更大轰动效应，也许被吉尼斯记录在案，如此美事，岂容敝屣？

　　理由之三是：我一生著述不论篇帙大小，质量优劣，算起来总有30来种，如果撮其指要，论其指归，克隆出几十万字一本专著，既驾轻就熟，又无抄袭之嫌，权充博士论文，必可唾手而得。胜券在握，又何乐而不为？

　　理由之四是：我已离休家居，有的是时间，不论考中后要求住校三个月，即使住上两年，也算进行一次继续教育。因为我既无需向领导请假批准，更没有耽误学生课程之虞，悠哉优哉，惟此为乐，为何不找？

　　理由之五、之六……还有好多好多，不再赘述，具有如此种种充分理由，又何得不高呼：“我好想‘考博’哟！”

　　但是我也不是毫无疑虑：

　　疑虑之一是：怕外语过不了关，我的英语论读需借助字典，论听跟不上洋人思路，论说是半哑英语，论写不能成文，不要说六级，连四级都不够，顶多三级半。但是，如果老人老办法，外语免考，或者允许场外翻译几万字交卷，也就无所疑虑了。

　　疑虑之二是：投何师门。比我年高资深的，不是已骑鹤西去，便是已关门收山；比我年轻资浅的，真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忽想起少时读《魏书·李谧传》说：“(谧)少好学，博通诸经，周览百氏。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番。数年后，番还就谧请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前既有古人，后何妨来者，于是疑虑顿失。

　　最大的疑虑是之三，设若落榜，情何以堪？偌大年纪，为争一顶方帽，何苦让人指点说：“与少年争一日短长”、“自讨没趣”，甚至被詈为“老而不死”，实在划不来。再者博士一年一群，不及数年，必成沧海，自己侥幸得中，只不过一粟而已，倒不如把应考的心思和时间用在下帷读书，著书立说上，也许对己对人都有更多的好处，蒲松龄、吴敬梓之例具在。

　　另一个最大的疑虑是之四，侥幸考中，欣喜若狂。会不会像南唐一士子因得知考中，从马上摔下致残，或者像范进中举那样疯了。范进尚有丈人胡屠夫掴他一耳光清醒过来，我则泰山已倒40余年，又有谁来掴我一耳光呢？如果长此疯下去，岂不得不偿失？呜呼！

　　这两项最大疑虑经我权衡轻重，只能定位于“好想考博”而不能“真去考博”了！但我仍然很关注杨义先生的“考博”，近来报刊上对此时有议论，其中比较集中的话题是“博导该不该考博”，也就是说有相当身份的人可不可以考博，这在历史上有成例可寻。远的不说，即就清代便可随手拈来几例：清雍正举人王延年，以博学鸿儒任国子监司正(约八品)，但总感不是正途出身而要求参加会试，不幸落第。谁知因他年老尚知求进，又获殊荣，“奉旨升授额外司业”(正六品)。清“中兴”名臣左宗棠，原是道光时举人，时以未成进士为憾，在统兵入疆抗俄时，得知会试消息，便要求赴试，终于落得个特赐进士身份。晚清学者严复，位至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近乎海军大学的教务长)，因为连举人都不是，未免有失体面光彩，于是在人到中年时，这位学贯中西的名人竟然转攻八股，参加乡试，却未能遂意，最后也落个特赐文科进士出身，了却心愿。可惜的是，左宗棠终以武功建业于边陲，严复终以翻译《天演论》切中时弊而震撼人心，都与进士无关。这些例子不仅可供杨先生备参，也启示我们，如果领导部门鉴于教授、博导的“考博”渴望，不妨也参照历史，设一种特赐制度。凡考博二次未中者，呈交专著一种以上，

　　即可赠名誉博士，岂不皆大欢喜。那时，我一定一改初衷，由“好想‘考博’”，起而行动，真去“考博”。豁出去考他两三次，捞个特赐，照一张峨冠博带的博士像，岂不伟哉大哉！！(来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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