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世纪末的西班牙画家若安·米罗(JOANMIRO)的作品当年在中国展出的时候，曾被媒体热热闹闹地炒了一把，毕竟几十幅作品，万里迢迢运来实属不易。当年画展的标题被定为“米罗，东方精神”。有的人对此还大发评论，认为米罗的画风，偏偏没有一点东方精神。其实东方也好，西方也罢，关键在于这次展览毕竟让许多中国人亲眼目睹了米罗的艺术。

　　米罗和他同时代的艺术家一样，是多变的。他曾亲近过“野兽派”，还跟过“达达”一阵子，也有和“超现实主义”一拍即合的经历。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童趣，天真坦率，随意自得，又充满着骚动不安的时代情绪。他发展了一种“有节奏的自动主义”，使用有限的一些强烈颜色，安排一些自由发明出来的形状，这些形只是含含糊糊的参考现实，从而获得一种“梦一般的构图”。在《犁过的农田》(1923———1924)中，米罗对小鸡、蜗牛、小兔家禽这样一些形象作了富于想象力的变形。扭曲的身体、力气的面孔、温暖的色调，构成了一幅秩序井然，令人神奇的场景。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没有获得知识或经验的童年时代的那种天真无邪的梦想。松树上的眼睛、耳朵、变换不定的画面，使人意识到画中的形象不再受可视现实逻辑的钳制，即形象世界不再受视觉真实所限制。他稚气地变换着各种物的形体，感性的控制着画面。对此，米罗的解释是，他设法逃到“纯粹的自然”，他的风景画和“客观的真实毫无关系”。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凡高说的：“绘画，并非我们肉眼所见的予以正确的再现，而是如何把自己意念中的造型和颜色，按自己的需要予以再生”这种主张完全背离了传统绘画中对主体形象客观真实性的要求，放弃了对传统艺术的膜拜，给现代艺术注入了直接、感性的形式，为现代艺术家们准备了一个崭新的对象世界。

　　二战期间，希特勒的炮火使现代艺术的阵营由欧洲转移到美国，许多艺术家开始流亡，米罗也“感觉到一个深深的逃避愿望，我有意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内心之中。黑夜音乐和星星在我们绘画灵感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战争的恐惧导致他求助于神秘星空的抚慰。在避难的同时，他画了一系列名为《星座》的组画(22幅)。美丽的线条、音符式的星星、月亮等等表现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画面色彩绚丽，给人一种静谧的气氛感。这虽是画家极端痛苦时候的作品，但它们却能够给人以对抗厄运的力量，星星迷人的光辉驱散折磨人的阴风和黑夜，让人们从中看到希望，“星星王子”的称号便也由此而来。

　　米罗的画，在上次红红火火地光临中国后就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了，我担心它会被当作历史文物，被人遗忘。(马定安)《家庭教育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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