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文苑如日中天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价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计煎、炒、烹、炸自身。

　　憨实的外表

　　在访德归来做总结时，他是全团一致公认的劳动模范

　　用人体造型美的视角，去扫描莫言，他不能算是文苑美汉。过早谢了顶的脑袋，没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线条；窄窄的一双眼睛，似乎也不具备穿透生活的光泽。老实说，从相貌上很难找到他一点潇洒的神情。记得，在他还身穿着橄榄绿军装的时候，有一次亮相于电视屏幕上。不是那身军服不合他的身腰，而是他的身腰没能撑起军装的一派英豪之气来；因而当我看到他按着导演的指点，时而行走、时而静立沉思的时刻，我当真笑出了声，并对正在收拾屋子卫生的妻子说道：“快来看莫言，你也当过兵，看看这个男兵，是不是有点像熊猫？”

　　妻子甩了我一句：“你不能要求文职军人都像国旗班的旗手一样。重要的是，他的内在应该是个真正的男人就行了。”

　　我和她争辩说：“我是说外形，又没有涉及他的五脏六腑。”

　　她说：“外皮仪表堂堂，一肚子草的男人多了。你们文坛里这号人，也可以装几车皮。莫言这几年写了多少东西？这是那些酒囊饭袋的冒牌作家，根本无法相比的。”

　　我说的是外在。

　　她说的是灵肉。

　　她说这些话是由衷的。这些年来，凡是莫言发表在大刊物上的作品，她都是先于我的第一个读者。虽然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偏软，可是感悟文学的能力却十分过硬；近两年内，她特别欣赏莫言发表在《收获》上的《野骡子》。我往往是在她的启迪之下，阅读莫言近年大量作品的。但当时面对电视屏幕，我仍然忍不住对莫言的光辉形象窃笑不止，当然，他脱了军装，我也就把“绿色熊猫”的印象，渐渐的淡忘了。

　　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一细节被她记住了。1998年中国9位作家应海峡对岸之邀,出访宝岛台湾。当天，她送我到机场时，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对我耳语说：

　　“当过军人的莫言，就是与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个搬运工，不惜力地帮大家集中行李。你应当承认你那天，说莫言不像军人，至少是个偏见。”

　　我说：“那是他从来具有的憨厚，当然啦，与他当过兵也可能不无关系！”

　　到底是孰是孰非，这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莫言是个一贯没有文场中娇气，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的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在于出自他的行为本能。因而，在访德归来做总结时，是全团一致公认的劳动模范。这些看起来貌似平常的,正是身背娇骄二气的同行们，最为匮乏的精神。是不是因为我经受过劳改的原因，我特别看重莫言身上十分浓烈，在知识分子中最为欠缺的素质。因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总把莫言看成我的忘年小兄弟。

　　在出国访问期间，只要有两个人同住一间屋子的机缘，我都愿意与他为伍。

　　-阳刚的内核

　　我当真觉得莫言的体躯里，蕴藏着打虎人的阳刚之气

　　怎么说呢，那是一段文学低迷的时期。这年的年节前的12月28日，友人们在我家中欢聚，迎接90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来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辈人自不必说，该来的都来了；在比我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来了。在我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的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当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碰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叶楠等友人酒后的高声喧笑。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的年节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今天他的话很少。”

　　“应当说人家十分腼腆。”妻说。

　　我笑了：“老虎醉酒后也是腼腆而无声的！”

　　妻说：“你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莫言。”

　　为了论证出一个真实的莫言来，我对妻子说：“你看他的《红高粱》，是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

　　“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你没看见文坛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们，骨头里最缺的就是这种钙质吗？”她无言了——她对文坛缺乏全面的了解。

　　大概是第二年的早春，一位山东的编辑来我家组稿。言谈之间，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酒，说是奉莫言之命给我带来的家乡烈酒。那瓶酒的名称，今天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酒瓶上的商标，我却一直记忆在心：那是《水浒传》中的汉子武松，在景阳岗上打虎的画面。没等这位编辑多费唇舌，我立刻应下为他们报纸副刊写稿。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你感谢莫言去吧，只要是莫言的委托，我一定尽其所能。

　　之所以如此，我当真觉得莫言的体躯里，蕴藏着打虎人的阳刚之气。

　　事隔不久，华艺出版社找到我的家里，说是要突破一下文坛的沉闷局面，要我出面找上几个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出一套实力派作家的书。在比我们这代人更年轻一代作家里，我找上了莫言。现在回头一看，那套丛书虽已黯然失色；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华艺”能把这些作家捆绑在一起，在建国门外的一家饭店聚会，事后又出了一套“当代小说大系”，也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行为了。

　　记得，在会议间隙，莫言曾对我说：“老哥还不忘我，我铭记于心。”

　　我说些什么今天已然记不清了，但是我心里始终有莫言，倒是真情实话。在我的认知里，进入9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吃狼奶长大的后来人，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并只为自己活着——莫言与一些狼孩泾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气里，始终不失中国传统中的忠厚。尽管后来，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写作，彼此来往少了一些，但莫言在文苑如日中天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价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计煎、炒、烹、炸自身。这又是我尊重并深爱莫言的又一因素。

　　-弄潮的桅帆

　　在文学的马拉松的长跑中，他进入文学竞技的最佳状态

　　我们很少通电话——除非有事要谈。记得，偶然通电话时，他常常劝我能写写家族史。我说我不能，因为多年来让我梦里也相思的东西，是劳改队褛褴的衣衫，是一条茫茫的驿路。生活坐标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各人笔墨驰骋的领域。可以这么说，从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特别是他的《红高粱》问世之后，我就觉察出这是一匹挣脱了笼头的野马。基于这种认知，我除了激动地写下《五老峰下荡轻舟》，对莫言的告别文学惯式，另辟蹊径的艺术之勇表示赞美之外；当时我正主持一家出版社的工作，立刻责令编辑迅速将其几篇处女作，纳入“文学新星”丛书出版。

　　当时，进入那套“文学新星丛书”的青年作家有四十多位，历经十多年时间的磨砺和检验，莫言不仅是其中长明之星，而且创作势态如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在其洋洋洒洒的笔锋下，孕生的大都是硬硬的干货。他的作品中，不仅没有自标“新新人类”群体的无病呻吟，更无与年龄成正比的僵化程式，在文学的马拉松的长跑中，他进入文学竞技的最佳状态。纵观莫言二十年的创作，近年来又多了些他昔日作品中没有的幽默，这绝非莫言自作多情，而是他生命中野气升华后的挥发。

　　谈及莫言作品的幽默，不禁使我想起一件往事：1998年10月，他在台北图书馆，与两岸同行们共议21世纪文学命题时，莫言曾让在场听众捧腹大笑不止。他似乎不是在发表讲演，而是与在场的听众诙谐地对谈。他那张憨态毕露的熊猫之脸，使会场上笑声一直不绝于耳——在那一刻，我就认定这个山东高密小子，越来越向平民型的作家靠拢。之所以如此，在于童年生活的高密田园，对他的影响太深远了。如他笔下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包括《蒜苔之歌》在内，直到他最近的新作《檀香刑》，都深深刻下山东民间文化对他的影响。他从不作高深的哲理思考状，更睥视故作深沉的假道学，如果硬是把学院派作家，与生活流的作家分开的话，他理所当然地属于后者。

　　在人品上，莫言绝不是文苑中的跳蚤之类，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2000年冬季的一天，我与他在电话中聊天时，告诉他一件我的生活琐事：我们这儿正在粉刷楼房，其中的一个打工仔从楼里得知我是个作家，有一天他乘升降梯上攀经过我家楼窗时，突然问我是否认识莫言。我没置可否，反问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那装修工告诉我他是山东高密人，他们那方水土出了个莫言；既然我也是个作家，想必我也认识莫言。我没有正面回答这小伙子的问题，只是把一包“红塔山”香烟，递到他的手里——因为装修工十分清苦，这个高密小子脸上溅满了白灰点子，何况他在进行高空作业，站在升降梯上说话是不安全的。其实这只是聊天时，我信马由缰地说出的一件生活琐事，没有想到几天之后，有快递公司的投递员，按响我家的门铃，原来是莫言送来两条“红塔山”和一瓶“五粮液”。我打电话给莫言，他说这是出于对老哥的友情。但我仔细想了想，怕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友谊，更包容了对高密土地上一草一木的一往情深。

　　以此生活细节来探讨莫言的创作源泉，以及他的为人之道，不是比枯燥的评论文字，具有更形象的说服力吗！这就是从文到人的一幅莫言肖像。

　　2001年5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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