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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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下，文艺圈里常常会出现一些热闹。譬如不久前王朔写了一篇《我看金庸》，立刻就成了时下的文化热点。其实，王朔作为金庸的一个普通读者，发表一点读后感，本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不可能。究其原因，我想无非是两点。一是王朔作为老公众人物，理应受到传媒格外的关注；其二，倘若王朔的文章不是发在北京，而是在其他一些地方，是否还会像当时那么“热”呢？

　　追溯一下，早几年前的“情景喜剧”便是这样。“情景喜剧”是个什么概念，我至今不很清楚，心想应该与美国的那种“肥皂剧”差不多。英达在我看来是个不错的演员，他在电视剧《围城》中的表演相当出色，但是他去美国学的是导演，据说专攻喜剧，选择“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作为自己的练手之作本也无可厚非。事实上，《我爱我家》最初的问世在受到一些责备之后，还是走进了千家万户，这说明它有成功的一面。奇怪的是，这之后他一发不可收地拍了许多的“情景喜剧”，怎么拍都不对了。好像他被什么架起来了，一种很无形的东西在要求他非这么干不可。那是什么呢？我想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再看冯小刚的“贺岁片”——?据说票房是一时间创了新高的。但再接着做，又似乎没什么戏了。据冯小刚自己说，他拍贺岁片，动因是想让大家尽快认识他，以便后面好做别的。照这个意思，所谓“贺岁片”只是冯小刚的一种手段，也算是一种代价了。最近他的悲剧《一声叹息》便是这代价的结果，据说不错的。至于他为没有获得“金鸡奖”的提名而为剧组同人的劳动鸣不平，我个人倒觉得不值。既然是职业导演，提不提名你都还是要拍戏的。喜剧其实是很难做的，难就难在分寸的不好把握，离哗众取宠仅有一步之遥。像后来的《还珠格格》就更奇怪了——?它更为火爆，自然也就更赚钱了。对以上这些制作，我无意去挑剔什么，觉得可疑的是，像这种纯商业的东西何以会轰动以至影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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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还有人是在搞着艺术。北京人艺是当今中国话剧界的第一块牌子，去年掀起了重排《茶馆》的风暴。这出戏还在“封闭式排练”阶段，媒体上的宣传却早已铺排开了，似乎与所谓的“封闭”构成了反讽意味。其时我正在北京，自然也是怀着一腔期待去看了这“重排”的，发现除一堂景变化了之外，我看不出任何“重排”的迹象。而且在其他都不变的情形下，这堂被出卖了的大景就分明不伦不类了。至于把美式吉普车开上舞台不过是噱头而已。《茶馆》是老舍先生留给这个民族的一部艺术杰作，而不是一件文物，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可以用新的手段去进行再创作，而不是文物的不可再生性的修复。我看过根据雨果《悲惨世界》改编的电影至少有五个版本，也看过四种《哈姆雷特》，每个版本都是另样。人艺的这次“重排”实际上是复排，从这个意义上，我尊重后来李六乙排的《原野》，尽管很多人对“满地摆电视机”难以忍受，但毕竟是实现了一回重排。李六乙的困难在于能力上的缺乏，所以他的“前卫性”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姿态。

　　至于孟京辉的“先锋戏剧”，我也是看过两出的。有一次他去中央电视台谈体会，说了一通毕加索和康定斯基，以此来反驳一些观众对他的先锋戏剧的批评，给人的感觉是，你不懂他的先锋戏剧就如同你不懂毕加索。其实他自己也不见得真懂毕加索。因为他至少是忽略了毕加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经历了漫长的“蓝色时期”和“粉红色时期”才一步步抵达立体主义的。艺术，尤其是先锋前卫的艺术，重在以新鲜的形式去表达思想或者诉诸情绪，并以这种形式去刺激欣赏者，形式不应是一个简单或者花哨的载体，这是起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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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时代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传媒的操纵性。上述事实的轰动效应并非来自自身的影响力，而在于传媒的推广——或者叫“做”，其实也就是如今耳熟的“炒作”。“做”出来的往往不准确但靠得住，譬如《英雄无悔》里演得出色的应该是杜源，但名声鹊起的却是濮存昕。这说明专业标准在传媒时代的尴尬。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化圈里追逐时尚的风气便日益浓厚了。而一旦盛行起来，对一些原本认真做事的人也构成了威胁。相比之下，他们可能是真的感到寂寞了，用北京话说就是“扛不住”了。于是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的首映式就去了人民大会堂，而且现场搞三国语言的翻译，煞是辉煌，尽管谁都明白此举不能改变影片品质的优劣。看似质朴的张艺谋也抵御不了，这个靠改编小说起家的摄影师，如今西北的苍凉感早已被浓烈的脂粉气所吞噬。拍《红高粱》时的那股血性和豪气开始在逐渐地销蚀，做《秋菊打官司》的那种灵性与朴素也没有了，以致于满脑子“想招”，所以就拍出了《有话好好说》这种怎么看都不伦不类的片子。张艺谋总喜欢说的一个意思是“人性”或者“人文关怀”，其实什么是人文关怀，他自己也心里没底，做起来当然就是另样了。张艺谋总喜欢说的一个意思是“人性”或者“人文关怀”，其实什么是人文关怀，他自己也心里没底，做起来当然就是另样了。张艺谋欣赏基耶斯洛夫斯基，但问题是他们不在一个层面上。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无论是《蓝》、《白》、《红》还是《十诫》，寻找的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与终极关怀，这在张艺谋的作品里看不见。

　　现在的文艺圈中，通用的手段是“想招”，所谓的追求则是“好玩”。由于这样的一种定势，使他们的创作过程从一开始就陷进了低俗的泥潭。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小家气象便在所难免。因为“想招”就意味着从小处入手，玩些小伎俩以应局部的一时之急。“好玩”则无疑是在寻找所谓的兴奋点，甚至就是寻找一种笑料，但它不等于“好看”。即使是笑，那也是大不相同的。有一种常见的比喻，说高级的笑是“我笑你不笑”，譬如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即如此，我们一直在笑，不笑的是台上的侯先生，这是真正的笑。而低级的正好相反，是“你笑我不笑”。剧中人个个乐不可支，观众却不知所措。检点一下这些年艺术圈里的“好玩”，恐怕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后一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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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经济的来临使艺术圈里立刻多了一个新词：操作。这个词的出现实际上暗示着一种至少是辅助创作的手段的成立。譬如由报上找演员到网上找演员，这都是操作；然后便是给传媒的炒作提供由头——美其名为新闻眼。当然这里有成功的例子，譬如《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发现了夏雨，最初的理由是“与我长得很像”。姜文的出手不凡源自他的谨慎，他不轻易做什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做“一嘴毛”的事。但是另一个损失也随之而至，那就是作为演员的姜文，似乎后来演什么角色都还是姜文自己。这一点上，他既成不了达斯汀?霍夫曼，也成不了赖夫?费因斯。而《有话好好说》的情况则是另一码事，糟糕的剧本使这部片子一开始就变得不知所云，在导演失去目标的情况下，即使大牌明星的出演与腕儿们的客串，即使是临摹丹麦导演拉兹冯特艾尔的《破浪而出》(又译《爱情中不能承受之痛》)和王家卫的《重庆森林》的拍摄手法，也无济于事。最后的结果是迫使张艺谋“逃离城市二度进山”，他一气拍摄了《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企图挽回昔日的辉煌，但为时已晚。他的智慧和才能受到了挑战。

　　去年李安到大陆来发布《卧虎藏龙》。这是一部十分糟糕的片子，无法恭维，于是媒体的文章便做到了女演员身上。有一次我从电视上一则广告上看到，注明这个演员如今已是“国际巨星”了，我相当的困惑，不知她“国际”在哪了，更不知何以而“巨”。这样的事实至少表明，媒体看重的并不是专业能力与专业成就，而是什么“好玩”。

　　我们有许多具有实力的好演员，但是演员的悲剧是总处在被选择的地位，即使是大牌，他的选择也一样受到局限。这些演员基本上演不了自己想演的剧目，在“闲着也是闲着”的情况下，也就只好不闲。葛优就是如此，这些年他几乎是不闲的，虽然他也选择，但也照样去演了《寇老西儿》，使人对他的潜力不能不产生怀疑。是眼力不济还是心态不稳？也许这不难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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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应该创造经典。我所言的经典，其实并不意味着什么宏大和高深，除了精神上的严肃，我更多指的是一种专业上的纯粹，或者用北京的话说，就是地道。而要想做得地道，就取决于你的专业能力，否则便不可能拥有专业成就。这是一脉相承的。相声是一门极为通俗的艺术形式，但是绝不影响侯宝林先生成为艺术家。侯先生的相声是纯粹的，所以时间越久便越发显出它的生命力。他的相声之所以至今还活在大家心里，是因为他就立足于一个“说”——相声是靠说的，这是相声艺术的特性，而不像后来的一些货色，说不好了，便又唱又跳，让人败了胃口。同样，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也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深刻，它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但他的讲叙却做到了不简单。那是一部堪称艺术上达到完美和谐境界的作品，它无疑也是纯粹的。

　　实际上，一个人做什么合适，不在于他多么会折腾，而是取决于他的素质，素质是与生俱来的。譬如说，我觉得赵本山怎么折腾骨子里都还是一个“二人转”演员，但现在的事实是他的小品叫好。不过，如今小品的气焰看来是不灭自灭了。倒是李维康是个明白人，她客串了一回《四世同堂》，演得本不错，却见好就收，她知道她的艺术生命还是在京剧舞台上。现在艺术圈里有许多的反串和玩票，这似乎也是一招，就像某些人总靠花边官司来造势一样。譬如有个导演一辈子排不了什么好戏，临了却成了一个笑星；譬如有个音乐人歌写得不怎么样了，便急忙写了小说；譬如某个演员戏演不了，便立刻对外发布自己要当导演。如此这些看来，是演戏、导戏、写小说都太容易了，好像谁都可以干。如果真是玩票、作秀，那倒不妨，奇怪的是这些事往往成为传媒的热点。还是那句话，传媒对你的专业能力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感兴趣的是你的行为是否“好玩”，你参与的这件事是否“好玩”。就像倒立永远比行走好玩。但是没有人会问：倒立能走多远？热闹、“好玩”的背后实在不应是那种专业精神的丧失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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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正常的氛围应该是各有渠道各得其所。美国有《花花公子》这样挣大钱的刊物，不等于《大西洋月刊》就办不下去。好莱坞既能投巨资拍《泰坦尼克号》赚钱赚眼泪，也照样不含糊地拿出《辛德勒的名单》来震撼你的心灵。你的戏如果只是个玩意儿，你仍然可以在最豪华的地方演，但是你恐怕进不了“百老汇”。这是纯粹。

　　一种正常的心态是各取所需。有人喜欢热闹，有人要专业认定。有人想作秀，有人在做事。有人想当明星，有人愿意做好演员。有人迷恋“好玩”，有人敬重专业精神。对当事人而言，前者能给你带来极大的实惠，后者能给予的则是一种亲切的安慰。这都正常，但这是两回事，就看你怎么取舍了。不正常的是传媒的激情总是冲着前者而去，被轻视的总是后者。有一次一个记者对我说，以前人们相信的一句话是“只要是金子就会发光”，而现在的情况是“金子未必就会发光”，因为在他看来，金子总是埋在土地的深层的，发光的东西譬如玻璃碴易拉罐之类，都是在地表。地下的需要等待开采。而等待就意味着无边的寂寞。这话是不错的，不过我还想再说一句，就是：你在地下是否还相信自己是金子？如果相信，那就不需要等待被证明。这还是纯粹。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就奔着这个目的去，尽你所能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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