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迟惠生

　　尊敬的查良镛先生，各位来自海内外的新朋旧友，女士们，先生们：

　　由香港作家联会和北京大学合办的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隆重开幕。

　　我谨代表北京大学表示祝贺!并向查良镛先生和各位致以亲切的问候！

　　对金庸先生作品的研讨，从80年代起，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内持久不衰的热门话题。许多北大学子，不论文科、理科，都对金庸先生的小说如醉如痴。不仅学生爱读金庸，许多教师包括一些大科学家，也是“金庸迷”。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把金庸小说艺术的研究正式纳入教学科研体系。我们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选修课，并且在1994年隆重授予查良镛先生名誉教授称号，在学术界内外引起了震动。中文系的一批教师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颇有学术分量的武侠小说研究与金庸小说研究论著。如陈平原教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严家炎教授的《金庸小说论稿》等。中文系的一些教师每年都在校内外进行有关金庸小说的学术讲座。据介绍，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文系每年都有不止一名毕业生以金庸小说研究作为毕业论文内容。金庸先生的作品在北京大学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这既是金庸先生本人的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独特魅力所决定的，同时也与北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具有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和宽阔的学术胸怀分不开。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些，就是今天我们在北京大学举行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依据”。

　　许多人了解金庸先生，是因他写出的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代表的l5部杰出武侠小说。但查良镛先生在武侠小说创作之外多方面的人生成就远不止此。他谙熟中国史，他的《袁崇焕评传》等论著显示出扎实的学术功力和独到的历史识见。他又是国际法专家，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就曾发表《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一文，依据国际法准则，论述国民党旧政权遗留在海外的资产应当归属新中国所有。到了80年代，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查良镛先生是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所提出的方案成为后来定稿的香港基本法的主要框架。他还是杰出的报人和企业家，他赤手空拳创办出了一个巨大的《明报》集团，对香港和东南亚一带的新闻媒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查良镛先生又是一位出色的社评家。他写有近两万篇社论、短评，笔锋雄健犀利，颇有影响，曾被人赞誉为“亚洲第一社评家”。同时他还是著名的编剧和散文作家。总之，他在文学艺术，新闻传媒，以及学术、企业、政治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就，为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才华和学识，绝非常人可比。北京大学拥有查良镛先生这样的名誉教授，对于北京大学和查良镛先生自己，都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此次研讨会所要研讨的，是金庸先生的小说。对他的小说，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许多评论文章和著作，也开过了几次研讨会，为什么我们还要在北京大学再一次举行讨论呢?我以为，他的小说改变了旧武侠小说的暴力仇杀套路，弘扬人间正气，批判封建专制，崇尚民主、平等和个性自由，既有深厚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时代立场；既承续了传统白话小说的手法和语言，又发扬了五四新文学的根本精神。这与我们北京大学的精神是具有相通之处的。正是这一点，使金庸的小说与“北大人”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呼应。

　　另一方面，金庸的小说又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积极的宏扬。在金庸的小说中，融汇了中国古代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观念，比如仁爱慈悲，以民为本，舍已救人，淡泊名利，众生平等，等等。而北京大学是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重镇，北京大学的师生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这一点上，也使我们与他产生了共鸣。

　　目前，北京大学正在国家的支持下，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迈进。金庸小说中那种奋发向上的追求，对我们不啻是一种鞭策和鼓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中国，面对下一世纪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见义勇为精神和人文道德关怀仍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但不能丢弃、相反应该大力加强的。金庸小说中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北京大学具有发扬为国为民这种大侠精神的优良传统。现在学校有两个最有名的学生社团，都受到过国家领导人的表扬。一个是不断攀登自然高峰的“山鹰社”’一个是不断在校内外弘扬爱心的“爱心社”。山鹰社的精神是“武”，爱心社的精神就是“侠”。因此，我相信这次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一定给未名湖畔带来更加活跃的学术空气，给北大学子增添一份“侠骨柔肠”和“剑胆琴心”。

　　最后，祝这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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