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您--胜过世上的一切。”1926年5月9日，茨维塔耶娃在写给里尔克的第一封信中向对方倾诉了炽热的爱情。在女诗人的心目中，里尔克是“诗的化身”，“一种力”，“一种最罕见的物”。

　　51岁的里尔克随即被女诗人信中喷发的才情所折服，在5月10日致女诗人的信中，他回应道：“我接受了你，玛丽娜，以全部的心灵，以那因你、因你的出现而震憾的全部意识。”

　　在现代诗歌史上，1926年是不平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里尔克完成了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杜依诺哀歌》和组诗《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诗歌的旷野上因此拱起了两座难以逾越的山峰；而这一年，是以这位大诗人的逝世(12月29日)作为结束的--不过，本文要探讨的不是诗歌，而是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爱。

　　茨维塔耶娃1926年喷发的爱像火山岩浆，大胆而任性，她希望里尔克允许她在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举目向他，像“仰望一座护卫着她的大山”--“仰望”是一个恰当的隐喻，它喻示了茨维塔耶娃爱的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崇高，一种遥远的、非实在的纯粹--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

　　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一封最热烈奔放的情书莫过于8月2日这一天了，女诗人的情书像优美动人的诗篇：“莱纳，我想去见你……我想和你睡觉——入睡，睡着……单纯的睡觉。再也没有别的了。不，还有，把头枕在你的左肩上，一只手搂着你的右肩……还有：要倾听你的心脏的跳动。还要——亲吻那心脏。”——亲吻心脏？这显然没有现实的可能。这里的“吻”不是普通的吻，它不表示接触，不表示肉欲，它是无“唇”之“吻”，是纯粹的“吻”，是理想中的“吻”，是形而上的“吻”，它来源于女诗人的内心激情，目的地不是对方的肉体，而是对方的灵魂深处。8月22日，女诗人在信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不活在自己的唇上，吻了我的人将失去我。”

　　茨维塔耶娃爱的是一个作为诗人的里尔克，而不是一个作为人的里尔克。作为人的里尔克，他指的是那个隐居在瑞士并出版着自己著作的51岁的奥地利男人，他为人们所爱并且属于许多人；作为诗人的里尔克则指的是精神的里尔克，他是诗的化身，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现象，是诗从中诞生的物，甚至就是诗本身--他是一个难以超越的诗歌大师，要超越他，意味着要超越诗歌本身。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不理解“自在的肉体”，不承认肉体“有任何的权利”，因此，她不理解作为人的里尔克，她爱的是作为诗人的里尔克，诗歌是他们之间的唯一纽带。她的爱情靠例外、特殊、超脱而生存，它活在语言里，活在诗歌里，死在爱的行动中。

　　“我从不看男人们，我对他们视而不见。我不喜欢他们，他们有嗅觉。我不喜欢性。”在7月10日写给里尔克的信中，女诗人这样说。但是现实中的茨维塔耶娃不是这样的，她是一个34岁的妇女，嫁了人，带着两个孩子，家务活从白天干到晚上，多年来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流亡生活。

　　1929年8月，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都开始考虑两人春天见面的事情--他们竟然从未谋面--但是此时的里尔克已经病入膏肓，茨维塔耶娃也穷困潦倒，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会面被无限期地拖延。9月6日，重病中的里尔克给女诗人发出了最后一封信，信是以这样的哀叹结束的：“春天？这对我来说太久远了。快些吧！快些！”--他们终于没能等到见面。1926年年终，里尔克逝世了。茨维塔耶娃闻讯后非常悲痛，她给里尔克写了一封发自肺腑的悼亡信，信中说：“你先我而去……你预订了--不是一个房间，不是一幢楼，而是整个风景。我吻你的唇？鬓角？额头？亲爱的，当然是吻你的双唇，实在地，像吻一个活人。”

　　同样，这个吻是永远抵达不了里尔克那里的。

　　1939年，茨维塔耶娃和儿子一起回到了祖国。很快她就失去了写诗的自由。

　　1941年，俄罗斯这位最伟大的女诗人在困境中上吊自杀。她坟墓的确切位置至今无人知晓。但是她对里尔克的爱和她的诗歌一起挣扎着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