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4/15-19)

　　苏联动物学家巴甫洛夫，用狗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在它面前放两扇门，一扇上画着正圆，一扇画着椭圆，如果狗选择走进画着正圆的门，将会得到一顿美味的食物，而如果它选择椭圆，则会遭到电击。

　　大多数人都知道，根据条件反射原理，狗必然能学会每次都选择正圆。

　　但巴甫洛夫意犹为尽。他不断地降低椭圆的轴差，让椭圆越来越接近正圆，直到某个程度，狗终于无法忍受失败，它发了疯。

　　巴甫洛夫的隔代弟子辈还做过一个更为残忍的实验，具体细节也忘记了。如果仍以椭圆与狗为组成部分的话，大约情形应该是：他们把两个门做了交换，结果，在屡试屡败之后，狗竟执着地绝食而死。

　　狗无疑是有知识的，它能辨认出特征明显的椭圆和正圆。然而，它的知识显然不是科学，所以它分辨两者的能力当然也就比不上开普勒。

　　不过，要想不疯狂或者饿死，除了设法让知识结晶为科学，狗也还有其它的出路。它可以学习辟谷养气，甚至鸡犬升天的法门，或者顿悟听天由命的狗生哲学。虽然，最终它还是得吃饭，也不得不继续忍受电击的痛苦。

　　从狗，很容易便联想到人，当然，不是那种文学意义上的联想。

　　人肯定不是狗，而且很多方面也肯定比狗强。(至于是不是比狗好就见仁见智了。)但人终归也是动物，人狗之间，也就不免有许多共性，象条件反射，其实就是最简单的演绎推理——所有的正圆后面都有美味，这个是正圆，所以后面有美味。可见，只会运用朴素逻辑的原始人，并不见得比狗聪明。

　　必须指明的是，有些排斥精细分析，喜欢简单推出结论的现代人，绝对要比狗聪明。因为他们是经过“见山是山”和“见山不是山”两道工序，才领悟了“见山还是山”的高深境界的。他们不是不得不为，而是自觉自愿。

　　但对一般人而言，他们之所以没有饿死，是因为他们没有狗那么执着。他们也幸运地学会了用工具来测量正圆和椭圆，所以没有疯。当然，叔夷伯齐和尼采梵高之流应该算做例外。

　　然而把戏经常在变，例外也层出不穷，随着视野的扩大和时间的流逝，素朴的逻辑变成了素朴的辩证法。于是，中国的圣贤迅速懂得了“天道无常规”的至理，洋鬼子，或曰洋大人们也慢慢发现：象“所有的正圆后面都有美味”这类的全称判断，是不可能证实为真的。

　　怎么办？

　　洋人毕竟傻，有时也真执着得象狗，(如保卫进化论的“斗犬”赫胥黎之类)。在明知没有终极真理之后，他们还顽强地追求最接近百分之百的确定性，他们认为：所有的例外，都一定可以用“早上的正圆后是美味，晚上的正圆后是电击”，或者“正圆加红色是美味，正圆加绿色是电击”之类的方法来做进一步的解释。他们也相信：每一次新的解释，都标志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和上帝把戏的破产，都使得人比狗又聪明了些。他们只希望，可以迫使上帝在设计希奇古怪的新鲜把戏时，速度变得越来越慢。

　　中国的圣贤则不屑于此，因为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把条件反射机制无限精确化和复杂化既不可能，也毫无意义。根据“无为而无不为”的定理，它等价于把条件反射无限模糊化和简单化，直到返璞归真，万物一体，没有了条件反射，电击的痛苦当然也就和食物的美味一样不复存在。(注意，这一定理切不可乱用，不能因为无法永生而干脆现在自杀，更不能因为无法遮住所有的肉体，便干脆不穿衣服。)于是，中国的圣人们不断用各种方式来帮助无知的下愚，压抑，直至消灭本能，从食到色，从生存到繁殖。禅宗教他们“饿了吃，困了睡”，变成“见山还是山”的狗；道家教他们“离情辟欲，与天同化”，变成“自己就是山”的木头和石块。

　　无奈下愚们并不愿这么过。他们怕死，他们不想疯，他们不是木头和石块，他们的肚子在饿。于是他们一边安慰自己：即使要忍受电击，也还要享受美味，一边四处寻找可靠的方法，来尽可能多得到美味而少遭到电击。于是，他们终于成了洋人的“奴才”。

　　好在大道是不死的，如今的中国，又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继续古圣先贤壮志未酬的工作，佼佼者如张中行(作《顺生论》)和南怀瑾等，更是不遗余力地发扬光大者祖宗的智慧，带领着一大批拥趸，步向灿烂光明的未来。虽然最后的效果如何，也还得几十年后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