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坐在电脑前面，面对着即将过去的九十年代，我几次想提笔写下些什么，可是久久不能落笔，我回头看看电视，新世纪的第一道曙光还不肯在太平洋的那个岛上出现，而土著的人们在徒然地跳着舞，他们赤裸着自己的肌肤，面对着乌云，想象着那即将出现的太阳，新世纪的太阳。我还是找不着感觉，于是搁笔睡觉。

　　在这之后，我常常思索，我们生活过的九十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是喧嚣与骚动？是萧条与膨胀？是混沌与理性？还是其他的别的？我迟迟不能拿定主意，是喧嚣吗？那么该有聚集的人群，可是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孤单单的人，偶尔他们也会走到一起，却是怀着不同的心意。是混沌？可是好像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流行歌曲里面不是这么唱着吗，何不潇洒走一回？后来还想到隐匿和显现这样的词语，记得在气功热的时候，时不时会有某个大师说是要归隐，而教徒们趋之若鹜，可是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显现，他们在各地风起云涌，呼风唤气。那么还有什么什么呢？经商还是下海？一时间这个词非常流行，写整个女人的潘金莲的下海了，写一半的女人的人也下海了，可是跟下海对应的又是什么呢？在一个时代里，如果只有一种声音，那么这个时代是悲哀的，或者，是恐怖的。而九十年代却绝不是一个恐怖的时代。我们已经无所恐怖，我们就像红旗下的蛋，在初级阶段高歌猛进，在一个突然的释放之后，我们突然不知所措，于是我们开始胡说，而且，我们这次不同与任何一次，因为我们虽然胡说，可是我们不再一致，也许是我们不再一致，所以我们才开始胡说。在深潭下企图寻找火光无异于缘木求鱼，而我们是溺水的人。九十年代是个海，一个古老的大陆在海里飘摇。可是人们的目光里却是无比坚定，每人都有一个梦想，当这首甜腻腻的歌曲教人从一数到十的时候，屈指算来，已是中国心唱了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而我却始终把握不住时代的脉搏，深知自己的不足，甚至连自己的步子也踉踉跄跄。时间却在这样的迟疑中过去了。他并不因为我的思考而停留住自己的脚步，而在我独自散步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远我而去了。我却始终没有看到他回头的样子。直到一个夜晚，我听到了那首九十年代，语言已经不能表达。我裹着风衣走在上海的一条小路上，我不关心别人，别人也不关心我，路上也没有乞丐，也没有拉客的女郎，而几个不知道是不是牛郎的英俊少年，在发廊里闲坐着，我突然想对谁说话，想拍拍谁的肩膀，结果却是将手更深地插进衣兜。突然就想到了几句诗歌不是诗歌，散文不是散文的几句话：

　　“时代没有方向，

　　信仰没有力量，

　　我想我要歌唱，

　　不再犹豫彷徨”

　　但是没有回声，因为我无法说出自己的感觉，更无法说出这个时代的感觉，我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境，脚踩在云端里，可我并没有在追逐太阳，我感到被追逐，于是我反过来追逐它。

　　当我醒来，如同现在，那还是从头说起吧。

　　一九九零年。

　　这是一个告别，也是一个开始。

　　一九九零年，我站在南昌的阳光里，在一个正午学会了踢正步，许多人就是在教官有力的嗓门下笔直前进，比我们还惨的，听说转弯都要九十度，只有极少数人接受了这一洗礼，然而却是大多数人明白了一个真理。什么是幸福？马克思说，幸福就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什么是幸福？我说，幸福就是要踢好正步，还要寻找自己的脚步。当教官换了一个地方，他大声地把我们唤醒，并集合我们，可我们却踢不好正步了。

　　写到这里，这和时代有什么相干？这和你，现在正在看的你，有什么相干？可是，这个过去的时代也许并没有一致的步伐，我只好拿自己做了牺牲品，期望你能从中听到一点杂音，也许还是噪音，可是是千千万万的噪音，汇聚成了一个时代的声音，电脑写到这里，错打成了呻吟，改过来，想想错的也很有意思，我们越借助高科技，高科技却时不时地跟我们开个玩笑。呻吟，让我想起了浮躁，这是一本书的名字，还想起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一句很优美的词，可是却成了一个黄色的谜语，被现在的人们调侃着。而声音是不同的，可是这么多不同的声音响起了，不是很让人感到，在有些地方，正是由于相同，才让我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这种感觉，在我第一次离家千里时体会尤其深刻，一下站台，全都变了，从人的样子，到他们的说话，和他们的面貌，老人们关于南方人狡猾的故事马上就浮现了出来，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了。这是在哪里？这是在什么时候？仿佛全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除了站牌上的汉字，他们说的，我一点也听不懂，他们的表情，甚至也透着怪异，他们，和我，是不一样的。这种陌生感，一直伴着我，从那时起，也一直没有再在故乡呆过，那种很长时间的生活，没有。我，漂泊在九十年代。你呢？你也许没有我这样的经历，但是，你一定有过迷路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并且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感觉。这时，我想起了柯云路，想起了他所准备创立的各种科学和他为此所起的各种名称，发明的各种概念，我曾认真地阅读，用了一个下午，结果深信不疑，印象里有个四维空间的概念，用来解释瞬间移物等现象的。特别深奥的一句话，我至今不忘：“无有，无无”，这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没错，可老子没说过无无，我使劲想象，还是想不出无“无”的状态。后来参加国学社，社长是哲学系的，风趣地说，我们成立国学社，有人以为是孔德会，是复古的，说完笑笑，我坐在台下，也笑。后来才知道这跟孔子的道德根本没有关系，单国学社的活动不多，不如影视协会，有电影看，还能优惠，于是每周周末，一个人洗好了澡，就去一教看录像，记得看过的有陈冲的大班，和小时候看到的小花里的不同，于是转而喜欢别的偶像，比如张曼玉，Maggie Chueng,最近的的花样年华里有些老，可是眼神更到位了，一步有一步的神韵，当然，这可能和事先没有剧本有关，只好靠身体语言了。但很多人就去舞厅，那是一个我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害得女朋友也不能去。

　　我的九十年代上半部就是在校园度过的。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图书馆的圣贤书总是被别人借走，只好借些后面的借书卡上没有几个人看过的书来看，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有时看到熟悉的名字就因为知音，可知音从来没出现过，我开了一个语言的玩笑，这个时代跟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然，这是后来的事，命苦不能怨政府，手霉不能骂时代，毕竟，这个时代还是有人发了不少财。教我们专业英语的老师，抽的是牡丹，教我们管理学的，上课的时候手机会响，问抛还是不抛。而几个月前的读书上，竟然看到当年的一个年纪很小的教师，怀念自己的诺贝尔奖导师的文章。“同来何事不同归？”突然就想到这样一句话。我们走着不同的道路。

　　记得当时上证所才成立不久，和同学去到城隍庙散发调查表格，证券部门面很小，就像现在的房屋中介公司差不多，上面的玻璃门上贴着收盘价格，打在一张纸上，A4大小，就是全部的股票行情了，我运气比较好，碰到一个很爽快的女人，等她把一个鼓囊囊的黑皮包交给营业员数好后，笑吟吟地接过了我的调查表格，填了起来，并拉了一会家常，很有些为富而仁的味道。那时还有一条新闻，说是一个炒股的大户做了一个大学的客座教授，很是轰动一时，记得在我那座虽然破落，但是辨风很盛的学校，好像还来了场辩论赛，只是是系和系之间的，还是学院之间的忘记了。不过很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当我工作时，一处的处长给我们说，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就是消灭大户，这又让我吃惊不已，但后来看到垃圾股也那么受追捧，就像现在另类儿童们追星一样，而大户们却看也不看行情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的大限到了，我们公司曾经集中了上海滩百分之六十的大户(听说是这样)，又亲手剿灭了不少(差不多吧)。股市和正步没什么联系，可是却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大家用不着教官的命令，就争先恐后地奔向股市，当时的上海身份证都挺值钱的。就象古代人们看大戏一样，刚散场那阵，突然一片寂静，可是不久就突然醒悟过来，争先恐后地爬上戏台。后来继大户消灭不久，许多证券公司也开始合纵连横，万国成了申万，君安不是很牛的吗？现在都到那里去了？花儿都到那里去了？不过这是后半段的事情了。

　　回头再接着说上半段，毕竟校园生活是美好的。校园生活的时期，外面在发生变化。最初几年是意识领域的打扫，中国革命史学完还要再学中国历史要论，把历史的要点一个个拿出来慢慢地体会。然后是南巡的讲话，中间还在旗忠村作过停留。记得当时一时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取代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闻系的一次讲座，题目就是这么说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如何……新闻……”，当时就很佩服，马上，经济系的教授们也不说商品经济这个词了，而是说“市场经济”怎么怎么样，在后来有个教授说，虽然换了个名词，可有些人却只是把名词换了而已，记得有人还说了个“市场经济的程序”这样一个词，天知道他懂不懂电脑。这件事印象深刻，何以人能如此发生巨变？思想认识如此就能达到这么高的深度？这是我一直想不清的。记得有本书，叫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说改造国民党战犯的，有的特顽固的，改造了好几年都不行。这大概就是文武的区别吧。有位教授很批判萨依的三位一体学说，可现在，资本成了一个不姓资社的东西。消费物价总指数也掀开了面纱，改叫什么膨胀率了。几的毕业那年这个率达到了最高，我将一辈子记住，当时厦门的鸡蛋三块八一斤，而现在上海农工商超市，标价是二点二元人民币五百克。通货膨胀就这样影响了我的生活。

　　南巡讲话是他生命的后期最有意义的一个举动。不久，他死了。为表示尊敬，我想，我们应该说：他逝世了。一个人的死亡，有人悼念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有很多人悼念时更光荣的事，有国家领导人悼念，则是一种真实的象征。邓小平去世的时候，记得是刚过春节不久，我去车站接一个朋友，商店的电视在直播悼念现场，呜咽的声音，沉默的现场的人群，严肃的话筒，鲜花和党旗。我站了，很认真地看。他是这个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比一下现在的朝鲜就可以知道了。你们该感谢他，我在心里说着，可是四周的人们都不在意，他们匆匆地走着，很少人投过来注视的目光，因为是早上，售货员站着无所事事，偶尔会瞟上几眼。后来想，这也许是他所期望的吧，我们期望能够有一个好的机制，而不是哪个人，去掌握哪个人的命运。因为我们能够选择是哭泣还是不哭泣，是前进还是转弯。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赚钱，或者不去赚，不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由此我想，不悼念其实也是一种悼念吧，比有些拿着邓选的积极分子可能更会有意义吧。比如德克勒克，能够在一个时代里，毅然作出选择的，他是一个英雄。真正的英雄，顺应时代，并改变时代。

　　这个时代同时是一个表演的时代，人们在舞台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惟其是舞台，所以真假难辨，好坏难分。真真假假，是是非非，看起来好象是假的，可能是真的，看上去很美，可能是丑的。我们在领导人的号召下去看泰坦尼可号的时候，在为杰克和露丝大洒同情之泪的时候，看到的是福克斯的老板们开怀的笑声，当我们的人民币无比坚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挥舞红旗手不湿的时候，当我们拒绝和所罗斯做交易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该自豪还是该心怀忧患。

　　我们不再相信，不再相信关于超市货架上的牛奶、猪肉和瓜子，我们不再安全，我们乘坐的火车随时可能出轨，我们的舒服的飞机随时准备和大地亲吻，我们所相信的企业家是骗子，我们所拜读的文化是一片片的废墟，我们以为那些高尚的东西，正象文胸模特一样，光滑了她出错的皮肤，在地下，在楼上，在橱窗里，纤毫毕现地展览着，随时准备抛售。我们有了高架、我们有了高速，我们更快了，我们更强了，我们飞跃我们光荣的母亲河，并把它视为一种壮举，我们无数的男儿在洪水中牺牲，我们的主持人在台上无比地煽情，可是，我们曾想过那些堤坝，我们可曾想过古人的话语？我们无比慈善，我们为希望工程捐款，我看见一个陕西高官在我面前表演喝酒的中国工夫。

　　说到这里，我不知道九十年代人们还有没有理想，或许这样问就是一个错误，比如去问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他们不会给我答案。比如我去问那些下岗的纺织女工，她们不会给我答案；比如我去问那些背井离乡的民工兄弟，他们不会给我答案。曾经想过用浮躁这个词来描述人们的理想。“外国兄弟信，于是我也信。”可是这么说本身就十分浮躁。这是一个没有路标的时代，因为路标都已被路霸掩埋，而他们，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心安理得地收着过路费。

　　我们似乎清醒无比，我们似乎又麻木无比。的确，我们仿佛被催眠，犹如湘西古老的干尸。的确，思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如果这种思考没有给我的钱包或者口袋带来一次收获。技术的进步甚至使我们不必再思考，因为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信息的时代都是完全竞争的，一切都是那么透明，我们就象决堤的一次洪水，无孔不入，可是却来不及看看自己的方向。

　　一九九零年，我站在方志敏烈士墓前慷慨激昂，一九九五年，我为工作奔忙，二零零年，我在一个圣诞的夜晚从教堂的窗外向里窥探，唱诗班的少女们唱着圣歌，我想起了国际歌，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好奇地从人群中挤着并向上张望，教堂很深。在教堂外的小卖部里，摆放着精装的圣经和十字架，要不要买一本，我犹豫再三，我仿佛看见耶酥的痛苦呼叫，仿佛看见亚伯的刀光，仿佛看见瞿秋白在说多余的话，我也许什么都没有看见，我知道，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几天可以留恋了，出来，衡山路上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我知道，新年就要来了，千禧年即将过去，真正的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我想到，元旦会放假，我可以一连休息三天，我可以睡个懒觉，我可以出去到什么地方转转，啊，不用上班了。我还想说些什么，可是我突然发觉我什么也无法说出，而我说出的，在说的时候，我是真诚的，可是当我说完，才发觉，这不过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关于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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