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正在被非文学化，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具体说来，文学批评本应是一种审美范畴内的批评，而现在，文学批评的外延正在逐步扩大到文化范畴甚至政治范畴，核心反而被忽略了。以这次诺奖为例，大量键的批评已经蜕化为一种看似深刻而实际粗暴主观的价值判断，作者的文化立场成了美学价值的判定标准，依稀是文革政治挂帅的影子。事实上，文学成为一种政治附庸远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现在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那个过程。当文学的本体正逐步走出政治阴影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未必不希望它朝着一种美学本体化的方向发展，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对于文学来说，它所承载的绝不仅仅是美学，甚至也不仅仅是文化，当然，如果我们把一切人的精神需求都并入文化的范畴，文学只不过是整个文化独裁下的附庸。

　　钱穆在《国史新论》一文中曾说过：“四十年的努力(五四后四十年)，抵不过二千年的潜存文化，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那一个曾忘情于政治？不肯先做一个真实的学者，却早早自居为政治社会之领导中学，先自认为是新道统。” 从表面上看，政治附庸并不是文学唯一成为的附庸，起码现在不是，现在的文学正在成为一种商业附庸，一两个月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本身其美学价值就值得怀疑。在商业化时代，批评家们面对的已经不是作者和作品，而是作品的潜在消费对象，同样，作家们面对的也不是文学，而是消费者。作家和批评家在形式上本应是一种尖锐的二元对立，创作和批评的目的是对“唯美”的探索，现在这种对立的形式依然存在，而目的却成了共同占领市场，所谓的美已经不复存在。在传媒日益发达的时代，作家越来越在与批评家的共存中处于一种弱势，批评家可以引导大众的消费，作家则不能，他们只能被批评家引导，于是，创作就成为一项取媚批评的活动。

　　从广义上说，这实际上还是一种政治，因为是政治允许你商业化，就如同以前政治不允许你商业化一样，这其中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对于文学来说，其区别也仅仅是从取媚于一个群体到取媚于另一个群体的转变，虽然后一个群体在数量上远大于前一个群体，他们的审美情趣并未因这种数量上的增加而有所提升，在某些领域相反还有所下降，共同的特点是对美的忽略乃至不屑一顾。文学批评为了迎合这种审美情趣，迫不及待地从“文学”中脱离出来，而加入到“文化”这个更加庞大的概念中去，其一是读者对小说的兴趣远远不如对因为小说而引发的种种事端，其二，批评家们感兴趣的是小说作者的文化姿态和立场而不是小说本身。比如对卫惠的批评，《上海宝贝》的卖点不是小说的艺术特色，而是卫惠作为#{1美女作家1}#这种身份，这是一个文化范畴的新名词而不是艺术范畴，色情这个词也非艺术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概念，从意义上解释，也许它是反文化的。卫惠对此并未有过抗争，她也默许了这种批评，对于她来说，批评本身也成了卖点，这是作者处于弱势地位的无奈选择，如果她企图反抗，比如连篇累椟地介绍自己的艺术特色，也许她可以驳倒一大批批评家，但她必然遭到全面的失败，一旦读者发现原来这是一部很“艺术”的小说，他们的兴趣必然一落千丈。事实上批评家们也在使读者上当，因为凡是看过上海宝贝的人几乎没从中发现什么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但读者上当，浅尝辄止的文化人也在上当，他们是从批评家而不是从卫惠身上看到了色情。色情是一个非法的卖点，批评色情则是一个合法的卖点。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们热衷于写的，是一种文化大范畴内的小说而不是文学范畴内的，象“寻根文学”那样的对美的纯粹追求的浪潮现在已经再难见到，小说《生死抉择》的获奖意味着把握话语权的评论家们审美价值观上的大倒退，因为这是一部教育意义和艺术价值不成比例的作品，而另一些获奖作品也显示出其商业价值更甚于艺术价值的倾向，比如《来来往往》，《大浴女》之类，甚至于在一些严肃的文学刊物上也充满了这类媚俗的评比，在对文学作品的评语中，很少有人会从叙事角度，结构能力，语言才能，人物塑造方面进行美学意义上的挖掘，而是更热衷于从文化主题，社会意义，文化情绪等无关美学的方面进行评论，在进行完这样的分类后，直接移植进某个现成的理论，然后是按评论家的兴趣进行比较，定位，阐述，作家们对此是无奈的，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自己的作品为什么会被归入到诸如“女性主义”一类的概念中去，或者说，他们也在企盼着自己的作品被归入到某一类新鲜时髦的概念中。莫言在一篇文章中坦陈自己并不懂这些理论，而不懂这些理论的作家们是缘何写出此类作品的，这里面的默契不得而知。从来文学批评所能达到的高度取决于文学创作所能达到的高度，因为这应该是在一种文学的范畴内进行这种创作和批评的，文学的主体是创作。而现在却已经超越了文学这个概念，这已经超过了文学所能承载的重量，作家和评论家的心灵感应已经到了无法相互感知的地步。

　　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获得云南省《大家》杂志第一届文学大奖，《大家》对《丰乳肥臀》的评语是“这是一部在浅直名称下的丰厚性作品，莫言以一惯的执著和激情叙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深刻地表达了生命对苦难的记忆，具有深隧的历史纵深感，文风时出规范，感情诚挚严肃，是一部风格鲜明的优秀之作。小说篇名在一些读者中可能会引起歧义，但并不影响小说本身的内涵。”这篇评语让人叹为观止，作为严肃的文学刊物，居然对一篇有着全国性影响的获奖作品下如此粗糙的评语，通篇没有对这篇小说的艺术价值，审美意义，语言特征，文章结构进行过任何挖掘，而是放在社会历史的大文化范围内进行主观粗暴的判断，这种判断引发了对莫言的批判，在相反的一方，同样是用泛文化的方式进行的。小说的艺术价值被极端而不负责任地忽略了。而在对获得矛盾文学奖的〈生死抉择〉的各类评论中，同样把本不属于文学的断语强加于作品之上，掌握话语权的评论家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对艺术给予毁灭性打击。

　　唯美的作家和批评家确实存在，但他们正在遭受生存危机，一些无法媚俗的文学形式正在死亡中，比如说诗歌，也许我们不需要一种文学时代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进步的象征，但对美的忽略不会是一种福音。〈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前地火暴，但这篇小说除了在形式上有一些现代意味，没能脱离出三言两拍那种话本的古老模式，而其中隐含的意义更与文学无关，类似这样“看着过瘾”的小说是从评论家到读者都趋之若骛的，追求唯美的作家出现一个被灭一个，如果说写出〈财主底女儿们〉的路翎是一种不甘成为政治附庸的抗争中被强势吞噬，那么八十年代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则纯粹是自找苦吃，他们在对唯美的不懈追求中突然发现，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突破了政治的控制，在那个浮光掠影的时代，他们急迫地凭借席卷而来的西方批评理论抢占理论制高点，争夺话语的主导权，这使得他们在对美的追求道路上也显得异常的浮燥，这种急迫的心情导致了他们对政治批评的不满，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已经滑进了政治的旋涡，对政治的抗争就是政治，他们成了另一种政治的附庸。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把文学批评从文学这个小概念中脱离出来，而放到文化这个大范畴里面，正如今天的文学评论家们一样，这正好暗合了钱穆的说法，这会是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悖论。

　　文学批评与文学现实越来越远，或者说，现在的文学现实就是这种没了文学味道的批评与对这种批评的讨好，坚持唯美追求的作家越来越象与风车大战的唐吉柯德，面对动辄几十上百万的“文学奖”和背后满脑肥肠毫无文学气息的赞助商，对于作家们来说，这是一场精神世界与物质欲望交错的生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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